“超级破烂王”汪剑超：给垃圾贴个“身份证”

汪剑超：“绿色地球”执行副总裁

扔垃圾也搞“实名制”

成都市锦江区锦州花园小区。周日一大早，居民们拎着大小不同的袋子，排成了一个长队。每个袋子上都贴着一个二维码，袋子里是他们攒了一周的各种可回收垃圾。

一群统一穿着绿色马甲的工作人员将一堆纸巾、洗衣液、肥皂之类的生活用品摆满一桌，又拉出一台电子台秤，秤上标有塑料、纸张、金属、玻璃、织物等九大类标识。居民们将事先分好类的垃圾称重，然后扫描袋子上的二维码，“嘀”的一声，垃圾换取的积分就到了居民的账户中，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1公斤塑料瓶兑换30个积分，1公斤报纸兑换10个积分，1公斤织物兑换5个积分，不含玻璃、织物、鞋类等的混合物兑换8个积分，洗衣机、冰箱等电器可以兑换几百到几千不等的积分。用这些积分，居民可以在现场兑换纸巾等生活用品。

“我从一开始搞垃圾分类时就参加了，现在家里的日用品基本上不用买，换的都用不完，我还会拿去送亲戚。”52岁的王阿姨兴奋地说。

用垃圾换积分再换生活用品，激励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在成都市锦江区已经开展了8年。

“现在，每周日来‘绿色地球’，进行垃圾投放，现场兑换礼品，在很多我们服务的小区，基本上成了居民们的一个生活方式，场面很壮观。”“绿色地球”执行副总裁汪剑超说。

“绿色地球”全称“绿色地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实名制，是“绿色地球”不同于传统垃圾分类机构的最大优势。汪剑超介绍，居民跟公司签订协议并实名注册绿色账户后，需要在家中将垃圾进行分类装袋，并贴上二维码投入小区指定的垃圾箱，或者在周末的回收现场交给工作人员。每袋垃圾的重量和种类所对应的积分会在扫描后自动记录到每家的账户中，用户可以随时登录账号查询积分情况。

由“绿色地球”研发、能识别垃圾身份证的扫描仪，已经申请了专利。此外，“绿色地球”还有一款重要的专利产品—分类垃圾投放桶。这是一个像ATM一样的大家伙，在小区里异常惹眼，垃圾一旦投入，会自动通过一个滚筒掉进“大肚子”里，只有清理人员开锁才能取出，兼具防翻检和防偷盗的功能。

在“绿色地球”的官网上，实时显示着每一个绿色账户的更新。只要参与了垃圾分类投放，用户所在的小区、投放时间以及投放垃圾的重量，就会出现在滚动的日志中，让每一位用户都有一种极强的参与感。

“这种模式最大的好处在于，用实名制的方法把那些真正参与垃圾分类的居民识别出来，同时用积分的方式去保护和鼓励他们，激发他们进行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持续做这件事，也带动身边的人来做。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元素。”汪剑超说。

对战“垃圾围城”

汪剑超最早是微软中国的一名工程师，第一次去美国总部出差时，在员工餐厅吃完饭，他发现，不仅要自己丢垃圾，而且要分类，厨余、餐盒、纸巾这些垃圾是要分开放的。“连丢垃圾这么一件小事都如此细致，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也感受到国内外居住环境差异这么大是有原因的。”

2010年，摄影师王久良拍摄的纪录片《垃圾围城》一经公开，即引发社会极大震动，“原来我们的生存环境已经如此恶劣。”汪剑超感喟。此时，他在微软的工作并不顺意。2005年从中国科学软件研究所毕业后进入微软中国，他曾雄心满满，“一心想改变世界，改变亿万人的生活。”但渐渐地他发现，在大公司里，一个微小的创新点子从生发到实现，路径极长，个人能力有限。

一个机会，他得知成都的一个朋友创立了绿色地球环保科技公司，以解决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为主旨。“城市生活垃圾是每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都绕不过去的坎。”汪剑超说，尤其在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垃圾处理能力远落后于垃圾的增速，超过三分之二的城市都面临垃圾围城的困境。

绿色地球的运作模式令他一振。“用商业的方式，做这样一件公益性质的事，真正去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这是我们一致的理念。”他说：“在我看来，在这个时代，真正能够有效影响社会，而且能够持续性改变社会，应该是以商业这种方式。”

2011年，汪剑超辞去工作来到成都，全身心投入“绿色地球”。

在微软的几年时间里，从程序员到产品经理，让汪剑超积淀了丰富的运营管理经验，“从最初的信息收集，到规划，到产品研发整个过程，时间、资源、人力的管理方方面面都需要技巧。所以微软教会我怎样更规范地去做一件事。”

一改以往在Excel人工录入用户信息的低效方式，汪剑超为“绿色地球”量身定制了一套企业信息系统，使得工作效率倍增。微信出现后，“绿色地球”又开通了公众服务号，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同时为会员提供积分查询等服务。

这一年，政府试点垃圾分类，成都市锦江区政府主动找到“绿色地球”，投入400万元购买其为期3年的服务。以往，政府对于垃圾分类也做了很多努力，在社区挂横幅、进行宣传教育活动、换垃圾桶等等，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前面居民分了类，后面一辆垃圾车一股脑全拉走，最后也没达到垃圾减量和资源化的目的，政府花了钱还挨了骂。”汪剑超解释，这次购买服务是政府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治理的表现。

垃圾分类回收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绿色地球”在其中实际上担任一个中间环节，从“入”和“出”两方面着手，打通小区、垃圾二次分拣、垃圾回收及资源化、商家在内的全部链条。

“垃圾分类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成本控制问题。”四川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厅长何建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很多垃圾分类企业都是在政府补贴的前提下运作的，一旦失去这项资金来源，往往会因入不敷出而难以为继，“破解的最佳途径就是通过规模经营降低成本。”

政府资金的注入，让“绿色地球”有能力负担更多的礼品采购、人工成本、场地费用及设备费用，用户规模迅速扩大，至2015年底，已有13.6万户用户群体。

有了长期稳定的用户之后，公司回收的垃圾越来越多。之前由于规模较小，分类出来的垃圾没有市场，形成规模后，“绿色地球”在终端和厂商就能形成比较紧密的合作，实现自负盈亏的良性运转。

“但是如果想继续扩大规模，还是需要政府的帮助和市场力量的投入。”汪剑超坦陈，“如今我们已经证实这是一件值得投入的事情。”

“这么多年了，垃圾处理方式还是很原始”

垃圾分类的目的是帮助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汪剑超认为，中国目前城市生活垃圾问题愈积愈重，在于垃圾分类处理“终端”存在着更大的问题。

“很多时候不是居民不愿意分类，而是没有一个良好的回收处理机制。”汪剑超说，在日本，垃圾能够做到分出十几二十类，因为其后端处理能力非常强大，每一类细分都有专门的厂家做出相应的产品，有一个庞大的再生资源产业。

曾经，有国外某著名日用品生产商为了履行企业环保责任，计划未来几年里包装原料有30%甚至更多再生塑料，但是到成都考察后，他们发现很难找到能够达到这一质量要求的供应商。“本来是好好的瓶子，由于处理技术落后杂质分离不出来，只能经过熔炼重新生产出像垃圾袋这样更低级的产品。”汪剑超说。

他很无奈，“我们身处这个行业，就会看到大家在生产技术上的投入其实很少。这么多年了，(垃圾)技术处理的方式还是很原始，这个过程本身就产生了极大的浪费。”

缺乏行业引导和技术规范的结果，导致安全问题凸显，“毒跑道事件”即为一例。舆论多批评厂家黑心，用废弃轮胎做跑道，而在汪剑超看来，国外对轮胎和废气工业原料的再利用技术很成熟，在中国，这个行业则缺乏引导和监管，“这些厂家他没有动力投入更多在技术开发上，提高产品质量。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绿色地球”作为垃圾分类处理的中间环节，在得到更多的再生资源后，再将其出售给处理商。“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尽量影响、引导我们的合作伙伴提升，”汪剑超说，“但是这个是整个行业的问题，需要政府更多去关注。”

他认为，政府需要厘清自己的角色和定位，对企业建立一套严格的奖惩监督机制，“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公益生产力

这些年来，很多时候“绿色地球”是自己跟自己比。

“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因为理念比较新，没有可以参照学习的榜样，所以在很多事情上一直是在尝试、在思考，”汪剑超说，“难免会有一些事情没想清楚就去做了，所以后来发现问题也很多。”

2011年，汪剑超刚刚加入“绿色地球”时，团队只有几个人，日子过得艰难，工资开得很低，“都是靠热情和一些理想化的东西来支撑。”

时间久了开始出现问题。汪剑超说：“工资那么低，还那么累，就很难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做更专业的事情，也难以吸引到专业的人才。”

转变思维，他意识到，虽然是做环保，但作为一个公司还是要回归商业运行的本质，一定要付出好的价钱，才能找到相应的人才。去年6月始，汪剑超带领团队下狠心做了很大调整，有三分之二的人离开，与公司理念一致的人留下来继续做事，“有些人已经同我们一起工作了两三年，跟他们说，没有办法再一起工作，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今年，“绿色地球”在对外合作上拓出一条新路，同优步联手开展“纸造森林·全球大回收”计划，携手京东对快递纸箱再利用，均获得了极高的参与度。

在一次演讲中，汪剑超说，“公益需要一腔热忱，同时也需要企业家精神，当我们把商业思维引入公益领域，我们获得了持续力、复制力和更强的影响力。”

一些媒体在报道中称呼汪剑超为“垃圾小王子”、“超级破烂王”，对于这些称谓，他很开心，“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收破烂’还可以这样做。”

2013年起，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均开始采用与“绿色地球”类似的方式做垃圾分类，汪剑超乐见这一局面，“我一直认为，这个世界的改变，不是少数人做了很多事，而是多数人都做了一点点。”

目前，“绿色地球”已覆盖成都464个社区15万个家庭，不到成都人口的百分之十。汪剑超的计划是，到2025年，“绿色地球”能影响到1000万个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