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纪录片幕后：幸存者屡去世 遗憾立项太晚

《揭秘日军“慰安妇”制度暴行》纪录片总编导张建宁与“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韩国尹贞玉教授和中国苏智良教授在一起。

尽管残忍，但为了留下更多证据，采访团队只能硬着头皮、一遍一遍地问她们“日本人把你抓去之后对你做了什么事”？有的老人在这一过程中失声痛哭。

“我们每一次采访都有女同事，大家都是克服心理障碍。”万小菡对澎湃新闻说。

也有愿意讲的人。比如今年5月离世的海南幸存者陈亚扁。1942年春天，未满15岁的她被日本兵抓去充当“慰安妇”，在日军不同地方的慰安所中遭受折磨近4年之久，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她才得以逃离魔窟与亲人团聚。她是海南最早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之一，曾多次赴日本出庭，控诉日军罪行。

“她很勇敢，会说日本人当初是强奸她，并且会说出伤害她的日本人名字。”万小菡说。

但万小菡觉得，哪怕是一辈子不愿意说而把这些事情都带进坟墓的幸存者，在其心底，也是希望得到日本政府道歉，让全社会知道她们是“受害者”，而不是“自愿”的。

“因为她们很多一辈子都被人戳脊梁骨，被说是日本人的女人，是坏人，是‘不干净’的人。”万小菡说。

通过两年的走访，主创团队认识到各个国家“慰安妇”幸存者愿意站出来进行抗争的情况都不太一样。万小菡说，比较好的是韩国，他们愿意站出来的“最早、人数最多”。万小菡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民间组织比较发达，支持她们，很早就有学者研究这一问题，社会也较早认识到这一群体的不幸。

“有一个学者叫尹贞玉，她当年差点被骗去做‘慰安妇’。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她着手研究这一问题，鼓励了很多受害者站出来。”万小菡告诉澎湃新闻。

如今，片中接受采访的二十多位幸存者已经去世六位。“后期制作时，我们经常一边编一边难过，有的男同事都受不了，说怎么编得下去。因为好几位去世了，我们硬着头皮反复看她们的影像，听她们的声音。”万小菡说。

“我们最遗憾的是立项太晚，现在抢救性拍摄太晚了一点。”张建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