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晚宴之后，杨澜的慈善新动向

原文标题《杨澜：越过山丘》

今年，杨澜整整50岁了。

按照儒家的理论，这该是一个随遇而安，无为自然的年龄。

杨澜不肯。生日当天，面对东方卫视《中国老总》栏目组的镜头，她甩一甩头，笑得昂扬，“生命是一份礼物，应该好好庆祝。”

50岁的她身形挺拔，对一切前沿的东西充满好奇。过去几年，她带领团队，走访国内及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二十多座城市，采访了三十多个顶尖实验室及研究机构的八十多位行业专家，制作出纪录片《探寻人工智能》。

她也是一个资深音乐节出品人，张北草原音乐节、滴水湖音乐节都是其公司旗下项目。

更早之前，她采访过3位美国前总统，5位美国前国务卿，经历过3次中国申奥。在时代发展的每一个节点上，都能看到她的身影。

但对她而言，“最好的人生阶段，永远属于下一个”，重新攀登比停留在山顶“更有活着的趣味”。做电视节目如是，做企业如是，做慈善亦如是。

2010年9月29日，比尔·盖茨与巴菲特慈善晚宴在北京举行，杨澜促成并主持了这场活动。

“中国慈善文化的推手”这一标签曾经在“巴比晚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带给她许多荣光，而现在，她转过身，把目光投向教育，为中国教育资源匮乏的儿童，探索出一套可供复制、标准化的美育教育公益产品。

“教育的本质是唤醒。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论著《什么是教育》中的一句话，让她触动。“既然我们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一个目的，我们就会看到艺术教育在儿童情感培养和身心成长发展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50岁的她回顾童年对一个人的意义，认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尺不是贫富，而是心灵丰富的程度。在她的成长基因里，她甚至认为，童年时那些最难以忘记的细节对自我的塑造，甚至比采访过多少个总统、多少个亿万富翁更为重要。

这一认知成为她慈善事业的新起点。

对她而言，到达巅峰之后下山，从另一个山脚重新爬起，比一直停留在原处，更“风光无限”。

《中国慈善家》2018年8月刊封面

被慈善“吹动”

期待用公益美育教育产品“摇动”人的心灵的杨澜，自己便是慈善的受益者。

1994年，事业如日中天的杨澜不满足于仅作为主持人的现状，思索着如何跳出以往驾轻就熟的综艺类节目，进行事业转型。

是时，正大集团总裁谢国民给了她帮助。他告诉杨澜，“一个节目没有一个人重要。只要你考取一个好大学，我就资助你留学深造。”

杨澜惶惑地问谢国民，“您需要我怎么回报您呢?是不是回来为您工作?”谢国民回答她：“我有一个基金，你不是我第一个赞助留学的年轻人，有好的前途，就是你们对我的回报。”

由此，杨澜了解到慈善教育基金的存在，并得以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开启了人生另一个篇章。

美国成熟的慈善环境，让她对慈善产生了崭新的认知。当时包括杨澜在内的中国留学生，大都是从个人职业提升的角度而选择留学的。当班上一位同学告诉她，毕业以后要去非洲成立NGO做公益时，她才知道，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可以把公益作为职业追求。同时，作为教育机构，哥伦比亚大学每年都会筹款为学生提供奖学金，耳濡目染，她看到了慈善的力量。

稍有经济能力之后，杨澜便开始主动介入慈善。她第一个反馈的方向就是教育。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通过校友回馈机制，她向学弟学妹捐赠奖学金。1997年自传《凭海临风》出版后，她把第一笔稿费30万元捐给了希望工程。

从1997年到2005年，作为活跃于大众视线的公众人物，杨澜支持和参与了一些公益项目。

1998年长江大水，吴征在亚视发起募捐活动，“成龙、梁朝伟等明星从家里拿来古董、物件拍卖，我俩也捐款数十万元。”杨澜回忆。这些善款交给了香港红十字会，再通过其向内地分发。香港成熟的慈善运作给杨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杨澜也曾接触海外基金会，她曾受邀参加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各种筹款活动。“让我触动的是，慈善在这里成了一种细水长流的生活方式，也是人与人之间连接的纽带。很多校友都来参加，他们不仅仅是为了捐款，参加活动的每个人在精神和社交层面上都有收获。”

杨澜回忆那一阶段，“当时，我对慈善活动的邀请基本上都接受，因为那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作为曾经“被慈善吹动”的受助者，她竭力“回应”着慈善，身兼数职，先后担任环保大使、中华慈善总会慈善大使、全国义务献血形象大使、绿色大使、宋庆龄基金会理事等。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摇动另一棵树”的方式，不止于一对一的捐赠，理念的传递与推广，更能“聚树成林”。

与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长年接触后，杨澜发现，虽然很多人相当善良、责任心强，但是“素质跟不上慈善事业真正的商业运作，金融知识非常缺乏”。她认为，慈善可以从“一时兴起的善心”转变为长期的、可持续的组织行为，从临时性的捐赠变成长期的专业操作，于是开始思考慈善环境与制度建设方面的问题。

2003年，杨澜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后交出的第一个提案就是《完善中国民间非营利性机构的生长环境》，建议政府鼓励非营利性机构的成立，在法律程序上给予便利。减免税收也是她呼吁的重点，她认为慈善机构应该从筹款中提取资金作为行政开支，财务审查制度也需要完善。此外，她曾多次在全国“两会”上提交关于“慈善立法”和“建立慈善日”的提案。

2006年，杨澜创办的“香港阳光文化基金会”通过香港特区政府审批，基金会在北京设立办事机构，关注点集中在改善教育和扶贫帮困两个领域。

同时，打造中外慈善交流平台，培训公益人才，也成为阳光文化基金会的重心。

2006年，红基会阳光文化专项基金和北大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以及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下属的豪瑟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合作，策划发起了一项5年计划(2007～2012)，为中国的非营利机构培养骨干管理人才，先后有500多人参加了培训。这极具远见，从国内早期的慈善人才培训来说，杨澜“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3年后，阳光文化基金会确定以“推动中国慈善公益文化发展”为新的战略目标，意在推动中国慈善公益发展的支持性环境建设，开拓中国慈善家和潜在慈善家的视野，提升中国慈善机构的专业化和透明化。

在杨澜看来，缺少战略性规划，是中国慈善家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更为理性的捐助行为，更为长远的眼光和更有持续性的团队建设与模式建设，是中国慈善家在目前这个历史阶段必须去探索的方向。”

2010年5月，阳光文化基金会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组织了第一次慈善家沙龙活动。

2010年5月，阳光文化基金会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组织了第一次慈善家沙龙活动，纽约市文化事务咨询委员会的专家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与牛根生、冯仑、李亚鹏等国内多位慈善家共同探讨如何让慈善捐赠更有影响和效率，拥有商业背景的慈善家如何帮助慈善公益事业提高专业性和效率以及改善中国慈善公益基金会的法律环境等问题。

从“巴比晚宴”始，杨澜以其擅长的国际沟通、整合能力，聚合中外优势慈善资源，通过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持续推动中国慈善文化的发展，成为“中国慈善文化的推手”。图为2010年9月30日，杨澜与比尔·盖茨(左)、沃伦·巴菲特(中)合影

同年9月，盖茨基金会联合阳光文化基金会共同举办“巴比晚宴”。晚宴上，巴菲特提出“做慈善要趁早”“把企业管理经验用到慈善当中”“慈善应更多让受助人有平等的参与机会，而不是简单地等待救济”等理念;盖茨则告诉企业家要“准备好犯错误，不要傲慢，要有谦卑的心去学习做慈善”……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引起巨大反响。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事后评价，“巴比晚宴”引发的媒体关注，是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最密集的一次，让中国慈善界接受了一次关于慈善理性的强刺激，使中国慈善家对于“慈善事业应该更加理性、更加专业”有了前所未有的共识。

从“巴比晚宴”始，杨澜以其擅长的国际沟通、整合能力，聚合中外优势慈善资源，通过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持续推动中国慈善文化的发展，成为“中国慈善文化的推手”。

2011年3月，阳光文化基金会组织20余位全国“两会”企业家代表、委员对慈善与社会管理创新进行讨论。同年11月，基金会组织8位中国慈善家在纽约与克林顿基金会、洛克菲勒家族、肯尼迪家族、巴菲特家族、斯拜尔家族、哥伦比亚大学主要资助人等进行交流，分享慈善经验与心得。

2012年12月，阳光文化基金会与卡特中心合作，组织“合作伙伴关系：可持续的慈善公益模式”专题论坛，探讨如何通过多方合作，打造可持续的慈善公益模式。

2013年4月10日，阳光艺术教室启动仪式上，杨澜与孩子们互动。

哪怕一块泥巴

熟悉杨澜慈善、公益之路的慈善公益界专家认为，杨澜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但富有前瞻性，不断引领慈善理念在中国的延伸，而且深入一线踏踏实实地做教育创新实践，务实精神难能可贵。

“爱的启蒙”美育教学实践项目便是经过21年慈善之路上的探索，杨澜取得的最新公益成果。

长期的慈善运作经验让杨澜意识到，首先要找到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才能研发出好的公益产品。另外，她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做慈善不要一拥而上，不要做跟政府职能重合的部分，而要做跟政府角色有互补性的、我们有特长的事情。”

经过考察，她与基金会团队把目光放在儿童美育上。“国家增加了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例，已经解决了很多农村孩子‘有学上’的问题，但是还不能充分解决‘上好学’的问题。”

杨澜发现，儿童教育中存在两个痛点：第一，传统公立学校对音乐、美术等美育教育边缘化，“即便很多条件优越的公立学校，亦把孩子作为学科学习的小机器在培养，没有把人的全面成长放在首要位置。”第二，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广大偏远地区，教材与教师的培训相对滞后，大量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往往身兼数职，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缺少给孩子进行充分有效的美育教育的能力。

北京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爱的启蒙”美育教学实践项目面向教育资源匮乏的儿童青少年群体，开展多种形式的美育实践活动。图为基金会在北京市朝阳区金地实验学校举办“自主艺术活动”。

针对这两个痛点，本着“做有效率和有效果的公益”这一理念，杨澜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了北京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创建之初，基金会即聚力策划开发“爱的启蒙”美育教学实践项目，面向教育资源匮乏的儿童青少年群体，在打工子弟学校和乡村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美育实践活动。

项目明确以“受益学生改变”作为管理目标，从组织研发美育教学活动内容及项目管理规范系统的核心技术入手，开展“艺术教师种子发展计划”，资助学校建立艺术教室，组织教学专家到学校指导教学活动方法，以建立示范学校的方式探索一套由公益组织动员社会资源创新学校美育实践活动的实施方案。

“美育的作用绝不仅仅是教孩子会唱一首歌，或者会画一张画，或者是会拍一幅照片。”杨澜希望，“爱的启蒙”能够让孩子通过发现外部世界，包括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的美好，从而对自身的价值予以肯定。

去年，她与基金会团队请中央美院的教授设计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我爱家园”活动：让孩子们过暑假时，从家乡带上一泥土，装在玻璃瓶子里，通过中央美术学院老师的指导，做成方的格子，然后拼成一幅中国地图。

当所有的泥土黏在一起时，“孩子们发现，哦，原来我们家乡的土比你们家乡的土黄啊，我们家那个土比较黏啊……因而对自己家乡的土在质感上有了一种认识，知道中国由这么多元的泥土、家乡、乡村、城市组成，每一个地方的泥土都非常有个性。”

2016年，杨澜与柯蓝、陈晓楠联合发起“我是公益放映员”公益实践活动，组织了百场公益放映活动。

基金会组织孩子们观看过一部叫《寻梦环游记》的电影，以提升孩子们对于家族史的兴趣，同时给他们介绍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罗的经典作品，引导孩子们画出自己家庭的生命树、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画像，让孩子们对家族历史的传承产生观感和体会。

参加“爱的启蒙”项目的孩子们，由乡村来到北京、成都这样的大都市，内心多多少少有些自卑，杨澜和团队不断引导他们发现独一无二的自我，鼓励他们更加主动地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和弥足珍贵的情感。

阳光未来教育基金会成立4年来，陆续实施“阳光下成长”系列项目，支持上百所打工子弟学校开展艺术教育课程。

参加系列艺术活动后，不少孩子变得自信，开始正视自己的出身，“表演时会非常骄傲地说出自己家在什么省、什么县、什么村、什么大队”，这让杨澜十分惊喜。

“每个人都有潜质，都需要表达自己，哪怕一块泥巴运用好了，也能产生美的表达。”在杨澜看来，艺术从来不只是为艺术家或者有天赋的人所准备的，它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心灵的陪伴。她认为，美育的目标实际上就是为了让孩子拥有综合的能力：观察能力、感知能力、表达能力、想象能力、沟通能力、审美能力、创造能力。

截至目前，“爱的启蒙”艺术教育示范项目已在北京、南京、成都、河北保定徐水区四地设立试验基地，与86所学校达成合作，举办了184场艺术活动，直接受益学生超过6.4万。

2017年第12届艺术北京博览会上，杨澜现身由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主办的大型艺术教育公益倡导活动“爱是什么”主题作品展。

石头上睡觉

与最初介入中国公益业时相比，杨澜认为，现在的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正在逐步向着专业性、可持续性、参与性和可评估性的方向发展。她希望“爱的启蒙”项目在产品的研发、实践和不断修正的过程中，能用匠心匠意来打造公益产品，并符合这一趋势。

这行之不易。

教育成果的转换需要一个漫长的周期，选择投入儿童美育教育意味着要做好长期投入、长期耕耘的准备。同时，打造一套合格的儿童美育教育产品，还需要深入了解现行教育系统的问题之所在。

经调研，基金会发现，相比硬件设施建设，“教育技术与教学方法等软实力部分，才是最亟待增强的薄弱环节。”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较强的教育管理和产品开发能力为支撑，亟需大量的资金投入。

但是显然，选择这条路，筹资并不容易，同时还要承担各环节的探索风险。“总要有人去尝试”，杨澜下了决心，支持团队不断投入基础教育的创新研发。

作为基金会唯一的一位“基础捐赠者”，杨澜一个人补足了在项目里不便支出但运营必需的人员开支。“有这样一个务实又沉得住气的后盾，我们每付出的一天，每走出的一步都很明确清晰，一点不盲从。”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秘书长段昉表示。

一个名叫武涛的孩子的故事，让杨澜知道自己做了正确的事。

武涛的家在北京郊外铁道旁，隔半个小时，就会有火车鸣着长笛通过，留下一长串轰隆隆的回响，好一阵子才会散去。

武涛喜欢音乐，参加阳光少年艺术团时获得辅导员艾敬赠送的一把吉他。这把珍贵的乐器一直陪伴着他度过了漫长而又贫穷的青春时光。16岁那年，武涛辍学打工离开了艺术团。半年之后，再次找到他时，有志愿者问他，“会不会现在弹吉他这件事没用了?”他回答：“怎么会呢?因为会弹吉他，我每天工作完了，就会有很多朋友围着我，他们喜欢听我唱歌，这让我有了自信。虽然我现在做洗碗工，将来我要做一个厨师，而且我肯定会做一个良心大厨。”

杨澜从这个孩子身上获得了鼓励。“当一个孩子对美有了鉴赏能力，包括对自己有了信心的时候，也就有了一种爱的能力。无论他做什么工作，做的事情是否跟艺术有关系，他都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帮助自己度过寂寞、难熬的岁月，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我觉得这就是艺术教育的意义。”

做慈善未必能够带来美誉。21年的慈善旅程中，杨澜几次遭受争议。

对于各种猜测，杨澜说：“还好，针对我的那些怀疑后来都有事实还了清白。不过这也让我想到，当慈善界人士或机构遭受质疑的时候，与其让当事人自己去辩解，不如通过第三方有公信力的监督机制来调查。” 在她看来，公众对名人慈善的质疑，虽然有时给当事人带来委屈，但也会推进整个慈善体制的改革和慈善机构的自律。 “时间能够证明很多事情。”她说。

因此，2016年3月16日上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慈善法草案，并宣布于2016年9月1日施行之时，杨澜欢喜雀跃。

这于她不只意味着多年来奔走呼吁的梦想终得实现，也意味着某种程度上她结束了“石头上睡觉”的日子。

“石头上睡觉”的概念来自台湾“云门舞集”现代舞团的创始人林怀民。杨澜曾前后三次对他进行采访，林怀民告诉她，为了演绎中华传统文化的神韵，体验天人合一的境界，他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让舞者们在河边被水冲刷得光溜溜的大石头上躺下来，放松身体，看谁先睡着。“你一定要完全放松身心，让肌肉顺应石头的弧度，把石头变成天底下最舒服的床。”林怀民说。

居然，舞者们做到了，他们先后安然入睡。

杨澜认为，这也许是因为林怀民的催眠，而更大的一种可能是：他们真的累坏了!

而除了艺术家与生活之间常常犹如身体碰撞石头般的相互“拧巴”，每个人的一生中，或多或少都遭遇过命运某种程度上“石头上睡觉的诅咒”。比如做慈善的杨澜。

“你没法儿改变石头，也不需要改变自己，你只需要找到两者相适宜的角度。”她说。

人选石头，石头也选人。有跟石头较劲的，时间久了竟也在上面睡出了人形，即合用了;也有随遇而安的，一块石头不合用，再找下一块便是。

“关键的是，当一个人决定离开床的舒适，去石头上睡觉时，就已经摆脱了某种惰性，带来许多种可能。有一天，一块顽石上也会留下温度。”

经历不同的人生之后，在慈善领域，杨澜已经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那块“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