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丹：他不仅捐25亿港币设教育奖

《中国慈善家》2015年10月刊封面

陈一丹出资20亿，要帮民办教育松松土。

2015年5月开始，武汉学院获批脱离母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转设为民办本科高校。陈一丹首期投资20亿元，承诺不拿走一分钱，办一所非营利民办大学。

与马化腾共同创立腾讯十年后，陈一丹便开始捐赠教育。担任腾讯首席行政官同时，他一直安静地做着办学人，极少接受媒体专访，因为他“不擅长”。武汉学院转设，20亿的数字太惹眼，很多人才知道这位“马化腾背后的男人”，其实2009年他就已正式投资民办二级学院武汉学院。

有媒体说他要“打造中国的斯坦福”，要藉此“推动教育体制改革”。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时，陈一丹笑道，“哪有那么轻易呀?一所好的大学，是需要一代代人努力和累积的。”他谨慎地修正，“不是说我要改革了，不是这样，我只是想做一个样本，尽一些绵薄之力，是一种促动和松土。”

他说他不是金主，也不是教育家，他要“搭建平台，老老实实做一个办学人”。

腾讯联合创始人 陈一丹

搞搞新意思

陈一丹张开双臂，这是个拥抱未来的姿势。

6月16日，武汉学院2015年毕业典礼上，他身着礼服，帽檐垂下金黄色流苏，为武汉学院转设后首批毕业生致辞。典礼现场，陈一丹临时决定要“搞搞新意思”。在其提议下，学士帽被毕业生们高高抛起，陈一丹站在其间，与学生们一同拥抱未来。

“他们说像魔法学校一样。我希望这成为传统，每次毕业时就把学士帽全扔起来，释放一下。当然，还得捡回去，收拾好。”陈一丹说。

这不是陈一丹第一次参加武汉学院毕业典礼。

2015年武汉学院毕业典礼，毕业生将学士帽抛起

2009年，陈一丹投资武汉学院，这位来自远方深圳的办学人要搞搞新意思，提议办场毕业典礼。

“海外的大学，人家读书四年，毕业时家长都要来，很重视的。”

但这想法当时未能实施，原因是少数人没拿到学位，有人担心他们心理失衡而在典礼上“闹事”。这一理由听上去“很搞笑的”，但这也确实是很多大学不敢举办毕业典礼的最大顾虑。

“我说这些可以处理的嘛，绝大部分人是拿到了学位的，不能因为小小的事情就不办了。”

结果拖到下一年度，才逼着办了。那次毕业典礼平安无事，喜庆欢乐。“挺好嘛，后来每次典礼都很重要，成为一个激发他们的仪式。这是基本的，还没到创新，需要补课的东西已经发现一堆了。”

5月，教育部批准转设，之于陈一丹和武汉学院，这一消息与其说是宣告一个阶段完成，不如说是久盼而至的开始。新的理念、校董会的改革、考核制度的完善，一切都等待这一刻到来再做继续推进。“要怎么做，要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要对老生、新生发出信号，要对教师发出信号。”在此之前，他和武汉学院已经为这一刻铺垫多年。

陈一丹很清楚，武汉学院未来发展中最重要的是人，为此，陆续引进了几十个博士，壮大师资队伍，但仍由老一批带队。

独立学院时代的武汉学院没有完善的教师考核机制，而推行新的教师考核制度，恐怕是改革中最为重要且最为困难的一环。

陈一丹素有“腾讯奶爸”之称，一直负责腾讯行政、法律、政策发展、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及公益慈善基金等事务。腾讯在深圳成长至今，已有数万员工，陈一丹为其建立了成熟先进的管理系统和完善制度。

作为改革试验田，接纳与创新已成为深圳的基因，而武汉沉淀太久，它蓄积的巨大能量才刚刚破土而出。一些新鲜的理念与模式，仍需时间进行培育。在武汉学院，陈一丹也尝试做过一轮“影响工作”，让教师知道有这么回事，先去理解。

“教育有教育的规律和机制。但无论是企业，还是学校的考核，总要跟你实际的效果和付出挂钩。这个绩效当然与企业会有不同，但在学校的教育理念下，你做了什么事情，达到了怎样的效果，二者应该是匹配的。”

近两年，武汉学院已出台相关考核制度，但暂时还没能跟薪酬挂钩。

陈一丹很感谢元老在独立学院历史阶段为学校打下良好基础，欣慰他们很开放，能够接纳一些新的理念，但他也仍能感受到进一步改革“还是很艰难”。

对于改革之难，陈一丹知道根结并非具体实施的问题，而是根本无法开始。

“所以要转设啊，你讲那么多，再好都没用。转设了，校董会的力量大了，落实才有可能。”

5月28日，武汉学院如期接到批准转设通知，并在6月1日召开发布会。此时，全校上下最紧张的是转设后的生源问题。“人家可能是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这个牌子来的。”

陈一丹做了很多宣传沟通工作，但心仍悬着。对于武汉学院的未来发展，他很乐观，但他希望“破局”后能有个更漂亮的新起点。

3个月后，武汉学院迎来转设后第一批新生。“结果是惊喜的。” 无论是生源质量还是数量，都有很大提升，文理科分数录取线均是湖北三本里的第一。“我们还有几个特色班，录取的是二本生，学生也来了。”陈一丹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接待这些学生，校监林倩丽参考了美国常春藤大学模式引进了“迎新营”。期间，家长有机会与校领导交流，深入了解学校，新生也将与杰出校友、企业家、老师交流互动，并参加军训环节的体能训练。对于国内大学普遍单一的“开学军训”，这种迎新方式显得格外新颖。

2015年3月，陈一丹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演讲

只做办学人

2006年，在陈一丹的组织推动下，腾讯发起成立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这一年，时任武汉学院董事长的龙峰找到陈一丹，希望他投资。陈一丹忙于腾讯事务，起初对此项投资并不感兴趣。

但龙峰很坚持，他知道陈一丹一直在做公益，建议陈一丹将此当做公益项目来做，并告诉陈一丹，不用管其他股东是否分利润，自己所获回报再投回去就可以了。陈一丹觉得可行。

2007年，陈一丹成为第一个进入武汉学院的股东。2009年，“一丹教科文发展有限公司”成立，通过收购，成为武汉学院唯一的投资举办方。

掌握主动权后，麻烦事来了。陈一丹想调整理念，进行学校制度改革，发现居然无力推动。

“原来我们国家的机制，举办方也就是投资方跟母体共同来办，母体出牌，举办方负责运营经费。而这个学校就是独立法人。谁管呢?没人管，它自己管自己。”

学校的理念和制度都被捆死了，“那怎么办?独立喽。”

陈一丹对投资数额有心理预期，“可能三四个亿”。参考之前湖北一些办学案例，从评估数字上看，成本相对低，其中，办校地点和建设规格对办学成本影响很大。在湖北边远地区买几块地，校舍面积、质量要求上以达标为目的，三四个亿是足够的。“但我希望真的按校园规划去做，所以起点比较高。”

预算出来，20亿元，让陈一丹吓了一跳。他有两个选择，要么维持现状，要么真金白银拿出来，转设民办大学。

维持现状并非陈一丹所望，他要的是维新。

这笔巨额投资大部分被用在了初期的一次性投入上。陈一丹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被誉为“校园建筑设计掌门人”的何镜堂为武汉学院设计新校区。9月，占地45万平方米，可容纳15000名学生的新校区已投入使用。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1931年就职清华演讲时说，“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陈一丹更看重师资和管理团队。两年多前，他便着手为学校寻觅领军人。

“之前我就想，武院未来要转设为民办大学，而且要冲出来的，所以一定要找一个懂教育规律的人，并且有一些国际背景，了解国际上是怎么做的，同时也一定要有中国情怀，了解中国的情况。”

要求多了，范围相应变窄。两年多时间里，陈一丹通过猎头公司找了很多人，一次次约见、交流，都不满意。

有人向他推荐原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林倩丽教授。“当时我在斯坦福，通过视频跟她见了一面。理念一碰撞，就全对上了。”

对于学校的未来发展、办学理念，甚至有可能遇到的问题，二人产生了共鸣。“她是有情怀的人，也是能把事情做成的人，而且非常真诚。”陈一丹说。

林倩丽也为陈一丹的行动所感染，她说，自己愿意将数十年的教育经验倾注于此。

武汉学院转设后，林倩丽担任校监。在西方大学，校监即校务会议主席，负责主持学校各项校务，决定学校长远发展愿景。

如今，校董会已做完第一轮调整。在独立学院时代，校董会成员由母体和本校各占一半。陈一丹说，他感谢前面十几年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提供的支持，为武汉学院奠定了基础。“现在武院转设民办大学，需要我们自己定了。”

相比于转设成功的武汉学院，深圳明德实验学校则有着不一样的生态系统。

“民办大学的改革，可能有更多自主权和创新性，让它自己去试。而中小学呢，民办很多，反而公办最难，几乎动不得。所以我们选了这个骨头来啃。最大目的是与政府一起探讨改革，改革的点就是‘公立非公办’的新模式。”陈一丹说。

2013年，在陈一丹主持下，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出资5000万元，与深圳市福田区政府合作，发起教育实验基金会并共同创办明德实验学校，陈一丹为首任校董事会主席。

如果说武汉学院的转设是一次华丽变身，明德学校则完全为了改革而生。明德学校是委托管理办学模式，由政企双方联合成立教育基金会作为学校的委托管理方，资金由政企双方共同筹措。学校建立以岗位为核心的人事劳资制度，对教师队伍实行契约管理，利用政府拨付的经费和自筹资金，在国家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实行自主绩效工资福利体系和薪酬标准。

合作洽谈阶段，双方共提出20多个具体改革点，历时一年才成功签约。

“现在很多人来观摩这个学校，有的发现你深圳这个特殊，那个特殊，但是二十几个改革点，总有三两个适合他的，他拿回去，不就活了一点吗?明德学校就起到这个作用。”

2015年3月，陈一丹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演讲

动态办学

陈一丹2013年辞去腾讯首席行政官职务，算起来，他在腾讯任管理职务达15年。2011年起，他主动提出逐步退出。

“这个轮子走得太快了，你预见到自己三五年后可能会没力，在有力的时候，还能把控的时候，就要培养新人，团队强要好过几个创始人强。腾讯就像你的Baby，作为父母，你是更多考虑自己的利益还是考虑孩子的未来?”

征得其他主要创始人意见后，陈一丹制定了卸任时间表。用两年时间培养新人的同时，他对腾讯进行了一轮全盘管理架构调整，以企业整体规划进行内部利益分割。他主持设计了新的人才培养制度，并推动企业文化变革。

在腾讯，陈一丹向以稳健著称，他追求结果导向，善于从目标倒推实施步骤。投巨资办大学，他却并没要求清楚的输出结果，他承认当时有点随缘心态，情怀驱动占了一半。

“公益与商业不同，只要这个事情有用，就可以去做，未必要先看到一个明确的结果，这就是公益嘛。可以不要结果，但要效果。”

对于武汉学院未来发展方向，陈一丹是明确的，但具体如何成长，他觉得动态将成为常态。“你的小孩长大要对社会有用，要幸福，要快乐，朝这个方向去就不会错。中途摔倒了怎么办?读书怎么安排?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希望形成这种动态办学。”

他不想武汉学院闭门造车，除了校务管理外，陈一丹也尝试提供机会，让企业经验与教育相融合。

1951年，斯坦福大学创建斯坦福科技园，并向企业出租场地获得收入，因此吸引了一批新创企业，形成高技术工业园区，这成为硅谷雏形。硅谷最早的创业者就是斯坦福大学的两名毕业生，威廉·休利特(Wiliam Hewlett)和戴维·帕卡特(David Packard)，他们创办了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

对于企业来说，斯坦福无疑是最理想的人才池，而开放办学的机制，也让斯坦福的人才更能了解社会和企业所需。

“用办企业的方式来办教育，这句话我觉得可能会引发争议或者是不一定对。我觉得还是要按教育规律来，在此基础上，吸纳一些企业经验。武院跟企业合作，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武汉学院定位为国际化应用型专业大学，专业涵盖经济学、法学、管理学、文学、理学、工学和艺术学7个门类，方向更为落地。为增强学生的实操能力，还聘任企业高管开班授课，如搜狗公司王小川、腾讯人力资源副总陈双华、港中旅酒店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慕韩、ICAEW大中华区总监黎日忠等人。

“他们都不叫特聘教授，而是叫应用型教授。这跟企业是最直接相关的，相互融合，后面还要加大这个方向上的开拓。”陈一丹说。

除了校企合作，陈一丹也希望与其他学校增加交流，比如教学、研究上的合作，现有交换生机制如何从单方面输出拓展为双方互动等。互动对象并不限于国内高校，国际化已是武院发展的必经之路，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探索。

“这是个开始，我想后面会引入更多资源。比如某个创新项目，如果谁愿意，那就来投入。校监负责建立这个平台，武院要走多远，大家一起来喽。”

“益行家”活动中陈一丹终点冲线

公益文化更重要

退休后，陈一丹仍是腾讯慈善基金会名誉理事长，除了一些老同事找他交流企业文化方面的事务之外，他在腾讯投入精力最多的就是公益部分。每次来办公室，几乎都是约了负责公益事务的同事。

腾讯创立初期，企业的发展让管理者开始思考回馈用户和社会。陈一丹回忆，那时候零零碎碎总想做点什么事情，比如向贫困地区捐赠旧电脑一类的硬件设施。

2004年6月1日，《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半个月后，腾讯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陈一丹考虑将腾讯细碎的公益支出系统化、制度化。

两年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成立，这也是中国首家由互联网企业发起的公益基金会，此后，腾讯每年会从企业利润中拨款给基金会。资金与人都具备了，陈一丹开始探索互联网公益模式。

“探索网络是我们的优势。”陈一丹至今记得早期腾讯的一些网络公益尝试。“在腾讯平台，你做了好事，捐了一块钱，你的账号会长出一个爱心果，我记得那个产品还长棵树，有里程碑的。”

2008年汶川地震，腾讯基金会向灾区捐款2000万。“但网民怎么参与?”陈一丹将网络支付、公募基金会等资源进行整合，因腾讯基金会是非公募基金会，便用“拉郎配”的方式，将公募基金会对接给捐款人。“结果捐了两千多万，很多都是一块钱两块钱。”陈一丹说，这才是最让他开心的，因为钱的背后，是更多人的参与。

“公益是什么?对公有益，对身边的人有益，对我们所连接的世界有益。这个有益仅仅是出钱吗?不是的。我是希望能够出现一种公益文化。”

2008年之后，公众捐赠热情大幅回落，没人捐款了。

陈一丹提出公益2.0模式，并开展一些常态化公益项目，在腾讯主持开创了“腾讯月捐”“腾讯乐捐”“腾讯筑德基金”“腾讯筑梦新乡村”等多个创新公益项目。

2012年，陈一丹推动搭建的腾讯网络捐款平台收到网友捐款累计突破1亿元。

“99公益日”启动仪式上，陈一丹向公益组织赠予书法作品

今年9月初，腾讯发起中国首个互联网公益日活动“99公益日”。活动启动当天，陈一丹为活动做了题为《信任连接公益的时代即将开启》的致辞。

自9月7日0时至9月9日24时，网友参与99公益日活动，通过腾讯公益平台捐款1.2亿元，参与人次超过200万，捐赠金额、参与人数均创下国内互联网的募捐记录。

这一成果让陈一丹觉得欣喜，也很感慨。“在PC年代，腾讯公益平台用五六年时间不断创新项目，才达到一个亿，我们当时很开心啊，已经全国最大了。”当时的他没想到，社交网络下的99公益日，3天就超过了5年的数字。

“今天到3.0、4.0、5.0，再变成移动物联网、社交化，但总体这个趋势是跟社会链接互动的，这个精神没有变，你不是孤单地做自己。”

对于陈一丹来说，今年的99公益日不过是个开始，明年还会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出现更多的公益玩法。他希望99公益日能成为公益概念甚至是一种公益文化，长远地走下去。

自创办至今，腾讯网上募款平台累计募款额已达5亿。陈一丹觉得另一组数字更重要——捐款人次超过3600万，对于在整个社会建立公益文化来说，这或许更有价值。

陈一丹为“益行家”获奖者颁奖

老祖宗哪会骗你

陈一丹热衷中国传统文化，他看重教育对文化的影响，以及文化所承载的信仰。出钱做公益，是他的“财布施”，推动网络公益、创新办学模式、推广传统文化则都算作是他的“法布施”。

2013年6月26日，陈一丹倡立的腾讯传统文化频道上线运行。而此前3个月，他投入1000万原始基金，在深圳市成立陈一丹公益慈善基金会。该基金会为非公募，以弘扬、复兴、繁荣中华传统文化与教育为宗旨。

陈一丹基金会打造了“一片丹心”和“一树丹枫”两大主要公益品牌。

“一片丹心”下，2012年8月，陈一丹出资1300多万元，捐建了汕头潮南区田心中学高中部慈英楼及配套设施。慈英楼的落成结束陇田镇田心片区长达30年来无高中学历的历史。基金会还先后在田心中学设立了“慈英奖学金”和“慈英奖教金”。

陈一丹通过基金会先后两次共捐资5000万元，为武院建造现代化数字图书馆，并配置百万册图书典籍。此外，图书馆内将设立典籍库，这将成为国内高校中规模最大的典籍藏馆之一。典籍库包括《四库全书》《大藏经》和《道藏》等，涵括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典籍。这些图书全部提供给师生借阅外，还将向社会公众开放阅览，以武汉学院的人文氛围，辐射社区人文建设。

“一树丹枫”里，则开展了传统梵呗音乐传承项目、苗绣项目，以及非遗文化作品出版公益资助项目。

陈一丹相信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他说，“老祖宗哪会骗你?他写这个东西，用那么多年累积智慧，他干嘛要这样?他肯定是为你好的嘛。”

经历过战争与文革，中国传统文化已没落不堪，而经济的迅速腾飞缺少文化匹配，逐渐产生出越来越多扭曲的价值观。

他认为中国人信仰的载体是千百年来积淀的儒释道文化。“你说佛教是不是宗教?是。但是它熏陶下来的是文化。”

他在传统文化中找到财富的意义。他说财富只是工具，如何使用，归根结底还是使用者的价值观在起作用。他理解的财富正如流动的水，因不同的社会分工、不同的时代与契机，因战争与和平等等因素而不停流动。每个掌握财富的人，都不过是财富暂时的持有者和管理者。

“财富就在你手里保留那么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你能做点什么?今天我有幸有一点财富，那我就用这点财富做些事情。”

武院校训为“明德创新，解行并进”，这是陈一丹2010年提出的。2012年3月，武院又开设“明德讲堂”系列讲座。围绕唐诗宋词、周易周礼、孔孟思想、孙子兵法等诸子百家和其他传统国学内容，延请学者、名家为师生作定期主题演讲与互动交流。现在已是最受武院师生欢迎的“第二课堂”之一，同时也成为武院重要的文化传播平台。

“明德”语出《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陈一丹希望学生能真正领悟传统文化奥义，并能“解行并进”。

“人生一世，用了这个名字、身躯，都只是借的。如何把本性做好?不是别人评价的，而是你要自知。自知何来?‘信解行证’。知识只是解，你要行，要证。”

对话陈一丹：中国人信仰的载体是文化

99公益日是要建设公益文化

《中国慈善家》：你现在任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荣誉理事长，会参与哪些工作?

陈一丹：日常的管理我不参与了。公益方面，我主要是文化影响多一些，这也是我比较关注的方面。

《中国慈善家》：“99公益日”发布时你做了致辞，前期也参与了策划?

陈一丹：大家一起参与，这是整个公司的事，也是整个腾讯公益基金会的事，更是整个公益界的事。我们的目的不是让大家知道腾讯做了什么事情，而是希望创造一个机会，鼓励大家都来参与公益。作为发起方，不仅仅是基金会的事情，这次腾讯整个公司都动起来了，因为它涉及到技术团队对公益产品的打造，涉及到市场公关等部门对外的公益合作，包括NGO以及各种设计公司的合作，所以，腾讯整个核心管理层，Pony(马化腾)、Martin(刘炽平)他们都参与得很深的。包括退休的Tony(张志东)也很主动，他技术很强，公益产品怎么做，他给了很多意见。

《中国慈善家》：效果达到预期了么?

陈一丹：我觉得达到预期了。但只能说今年达到预期，因为目的不是今年做得好，我是希望99公益日能成为一种公益概念，长远地走下去。这不是靠腾讯一家做，要看所有人是否有这个公益心来做。这次我发现，真的很棒。今年是发起，腾讯配捐，线下肯德基、京东都会配合，大家知道，原来可以这样做啊。我觉得是开了一个头吧，希望能形成影响。以后可能会更宽，比如现在我们跑跑步，可以捐步，捐声音，都是捐。有些事情不是传统慈善的范畴，但对这个社会有益就行了，营造这种文化，对社会是好事。

《中国慈善家》：不执着于捐款数字，而是做更大的社会公益文化上的推动?

陈一丹：对，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化了，每人既是公益的发起者，都可以给信用做背书。什么意思?比如你可以发起一个公益活动，说隔壁小朋友家里出了个什么事，他现在需要三万块钱手术。当然，我们平台要审核、要匹配，符合资格的公益组织还要跟踪，背后建设是很扎实的，需要做很多透明化的工作。但平台之上你可以发起这么做公益了，我讲的是这个理念。好，你一发起，你的朋友信你并关注你，那个人就得救了。这种千千万万个小的捐赠项目加在一起是不是整体更有效?资源匹配更合理?而且他不是割肉。你做贡献，捐两百万、一千万，自我牺牲，高品德，可以。但大家一起来做事，是公益的，个体不会这么累，负担没那么重。这是99公益日有条件去做的变化，99公益日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可能性和基础。

慈善文化断一次好惨的

《中国慈善家》：腾讯作为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自身发展之外，是否也有意地去带动同行也做一些公益实践和探索?

陈一丹：我们非常愿意，公益是大家的事情，而且并非一定要你主导。有时候别人主导的，我们也非常愿意参与。我担任了一些公益组织的理事，有时候Pony和另外一些高管也会去担任，背后很多时候都是腾讯公益。另外，我们自己也愿意结合腾讯的优势，去发动一些事情。商业上可以竞争，公益你做跟我做有什么区别?你把这个做得好，我们都支持你做，因为你做的都是好事。

《中国慈善家》：国外像Facebook、微软等大多科技公司，他们的企业领袖都很热衷做公益慈善，但国内科技公司的领袖们似乎普遍热情不高，为什么?

陈一丹：这次我去斯坦福感触很深，我去了惠普创始人创办的休利特基金会(威廉与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The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那个总裁告诉我，他们这个基金会总资产87亿美金!不是资产多少的问题，这个基金会的创始人威廉(William R. Hewlett)已经过世了，曾经努力创业，把惠普做好，生前全部捐掉。他们都有这个习惯和文化，活着一天，做好自己的事业，钱财捐掉，很正常。这是人家累积了一百多年的一种社会文化，一种财富观。

我们中国五千年了，慈善根基很厚。所谓“积善人家，必有余庆”，佛教也讲“积阴德”，等等，古代圣贤和相关的思想太多了。但我们必须结合实际情况来看。百年来，我们饱受战争之苦和各种社会变迁，作为一个整体形态，整个社会彻底破碎，你不能把公益抽离出来讨论。很高兴的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带来三十几年的经济增长，近十几年的公益探索也起步了，它就像一棵苗一样，重生了。我们会去探索，我们祝福这棵苗长得更高。

现在不要用比较的心态，公益的东西不是拿来比较，而是互相需要和相互提高，是状态不一样而已。应该是学习的心态，人家长了一百年，我们重新开始才不过十几年，幸好我们慈善文化土壤够厚。我们要倡导，现在这么好的状态是不是要保持下去，是不是也创个百年兴旺出来?持续发展，对这个国家或者社会更有贡献。不要因为战争或内乱，在某个时间断掉，断一次好惨的。

老祖宗对我们多仁慈啊

《中国慈善家》：一些国家，宗教会为公益慈善带来支撑，公益慈善事业也相对发达，中国该倚靠传统文化么?

陈一丹：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国人的根，这个我可以讲多一点。我们去到宗教发达的国家，这个人、这个社会有信仰，好像所有的事情都会归结到这里，人会很有信念。中国一直相对缺乏宗教，中国信仰的载体是文化，千百年来都是儒释道文化。你说佛教是不是宗教?是，但是它熏陶下来的是文化。所以我们的信仰跟别人还不太一样，不一定以宗教形式，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才是最合适的。

我们再讲浅白一点，这几十年来，我们这些人好像都没信仰。其实我们是有的，这条命脉在哪里?你回想，你的信仰在哪里?是你妈妈爸爸吃饭时跟你讲，孩子啊，要孝顺啊，孩子啊，要做人有良心啊。你会发现这个才是你最大的根。它背后是什么，就是儒释道文化。只不过以前是乡村、家族，现在回归到更多家庭，是父母、或者是长辈对你的一些嘱托，进而形成了你做人的根本，这不是中国文化吗?不止这样简单，这种文化很厚的。我们把它挖出来，让它发扬光大，我们每一个人，以后成长的人，都有信仰。

《中国慈善家》：所以你做公益慈善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化、教育方面?

陈一丹：对，在这个领域尽一点绵力。其实做什么事情都是假的，几十年后，眼睛闭掉，你还在乎这个干嘛?关键是你在的时候能做点什么，所以不要想那些无谓的东西。很高兴，我现在看到中华传统文化正在复兴。从国家层面、民间层面，乃至国际认同的层面都看到有向好的趋势。

《中国慈善家》：也有一种声音说，传统文化衰落是社会的自我选择，因为不需要了。

陈一丹：改革开放让经济迅速地腾飞，但钱做何用?以前很简单，衣食住行，第一需求。之后就扭曲了，为钱而钱。很多人在找，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我觉得都对的。一个人找到一种宗教信仰，我开心得不得了，他找到了。有的人找到共产主义信仰，哇，好!他有追求，我都会称赞。但其他那么多人怎么办?最适合的，就是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我觉得它有强大的生命力，不是今天谁说有用或者没用，它符合规律，一定会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人是有福的人，因为老祖宗留下这么宝贵遗产，你不去找他，他都会照耀你，老祖宗对我们多仁慈啊。那么，你今天做事情，你也是后人的老祖宗，你能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中国慈善家》：但我们也看到整个社会拜金的情况非常严重，有人说我们是唯一见面会说“恭喜发财”的民族，说中国人的信仰就是金钱，你认同么?

陈一丹：我自己在广东，我最清楚了，过年包个红包，“恭喜发财”，下一句还有“龙马精神”和“身体健康”，只不过“恭喜发财”这句讲得最多。这没什么不对，因为你离不开物质世界。这是一种祝福，背后是期望人家生活得更好，不是自私的表现。但能否真能活得更好，不在于别人祝福，在于你自己。如果你太过了，那就变成贪，贪就会出事。山东曲阜孔府有一只贪兽，过贪，天灾人祸就来了。这不是要我们讲迷信，这也是一种文化，就是说，别人可以祝福你，但你自己不能过于执着物质，要有节制。拜金的人自己也会去思考，社会对你怎么看，你自己真正得到快乐了吗?先不要道德批判他对还是错，不要步步为营给他道德帽子，你也累他也累，宽容一点，都宽容一点。

一旦中国走出来就不得了

《中国慈善家》：2013年9月，我刊采访香港恒隆地产主席陈启宗，他觉得财富传承下去最好的方式就是不留给自己的孩子，去年他捐了3.5亿美金。

陈一丹：我们常常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这些企业家，他们有这个本心，所以他们的财富越多，捐的额度会越大，商业项目也做得更好了。你会发现这种巧合，这些企业家会散财，财会再来，来了又散。这里有没有规律呢?这不是很有意思吗?因为散对了。

《中国慈善家》：曹德旺也有类似的观点，好像捐得越多，获得的也会更多。

陈一丹：所以值得大家好好思考一下。这里头呢，也没那么玄，中国文化里已经讲透了。

《中国慈善家》：中国大陆很多第一代企业家面临交接班，再往下走，或传或捐，抑或以捐为传，所以传承是一个大学问。

陈一丹：美国走了那么多年了，但对中国来说什么都是新的。所以就会中间出现一些障碍，比如说，某个发展势头有可能会带一些负面因素，这时候你不应该因噎废食，你要给他一个时间寻找，路还没走完，不要马上砍。有些现象OK的，正常的，别人都走过的，所以你包容让他走，让他探索。但是，走在前头这批人是有责任的，你做的事情，可能会影响整个社会下一步走向，所以要多一份思考。当然，你也必须带有一份思考，才能走更远。

《中国慈善家》：一些东南亚国家在这方面政策都比较开放，不说其他国家，香港就很值得我们参考。

陈一丹：现在香港有的都传四代五代了，传遗产探索出N种模式，这么严密、完善也还会吵架。内地才刚刚开始，可以慢慢走。一旦中国走出来就不得了，因为中国体量大，一旦走出来，对世界是有巨大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