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主题为“跨文化对话研究——理解我们的时代：行动与思想”的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组织者这样阐述会议主题—— “我们的世界正在面对一个限度，这对我们来说是新的经
4月，主题为“跨文化对话研究——理解我们的时代：行动与思想”的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组织者这样阐述会议主题——
“我们的世界正在面对一个限度，这对我们来说是新的经验。但是我们尚未看到另一个世界的诞生。我们好像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时代，进步和倒退同时发生。这是现代性确立以来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人类到了创建新的轴心时代的历史时期？应该如何理解我们的时代？”
“面对当今世界的复杂性，我们应当相信改变世界是可能的？还是悲观地准备应对世界规模的重大危机？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行动、思想和生活？”
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样一个主题呢？为什么需要“理解我们的时代”呢？或者说，存在着一个代表整体一致和趋势的所谓“时代的主题”吗？它和个人的行动与思想又是什么关系呢？这是我的第一问题。
把一定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的总和称之为“时代”；把人类社会某个发展阶段中带有全球性、战略性、有关全局的核心问题称之为“时代主题”，这在“宏大叙事”(guand narratives)的语境中，在德国观念论哲学体系中，尤其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学说中，人们是耳熟能详的。
从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上世纪四十年代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到后现代话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79年出版《后现代状况》，提出了“宏大叙事的崩溃”，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中“宏大叙事”将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细小叙事”(petty narratives)。此后，美国历史学家罗斯(Dorthy Ross)进一步把宏大叙事的特点归纳为“神性”、“权威性”和“合法性”，往往是和政治意识形态相结合的。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主流的哲学界、史学界，包括文学界都开始抛弃宏大叙事。所以，“理解我们的时代”，这样的话语，在当下的语境中也许已经不是通用话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