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面对巴黎的枪声和几百万人“我是查理”的呼声，没有人怀疑这是我们时代面对的重大问题的折射，它不属于个别人的纠纷和冲突，这是时代的冲突
但是，面对巴黎的枪声和几百万人“我是查理”的呼声，没有人怀疑这是我们时代面对的重大问题的折射，它不属于个别人的纠纷和冲突，这是时代的冲突。我们的时代一方面表现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呈分子化趋势的“小时代”特征，一方面又面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危机、文明冲突与融合的根本抉择，表现出“不是生乃是死”的“大时代”景观，整体性或曰时代性的压力或推动力真切地关联着，甚至制约着每个个人的行动和思想。我们不能不审视时代主题，不能不作出这样的宏大叙事。因此，我们能不能就从这一具体的事件引入我们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并对个人选择和基于个人行动之集合形成的整体趋势(时代主题)两者的关系作出分析？
第二个问题，存在着另一种全球化吗？在讨论当今时代问题时，必然面对所谓全球化问题。生产力的增长和市场交易(特别是跨国贸易)同步在全球扩张，被经济学家们定义为“全球化”。剖析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可以看到其第二个层面上现代民族国家集合的形成，国家内部的市场经济将越出边界，转化为一种世界性市场经济，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结构决定了的“全球化”。1780年的工业革命，正是在生产力的发展不再受本国资源、资本、劳动力限制的背景下发生的。但是，全球化放出来的魔鬼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阻断了全球化进程。描写一战爆发的名著《八月炮火》作者巴巴拉·W·塔奇曼在“自序”中说，“我一直认为时钟在1914年卡住不动了”。一战“卡住”了人类的第一次全球化进程，而全球化进程的第二次启动，是在作者去世两年后，1991年冷战结束了，人类在新的层面上继续全球化。我们要问，历史的时钟会再一次被卡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