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谈了3小时,家属都表示同意。此时弟弟却说,“能否再等等,让母亲看一眼?”吴平有些蒙,“之前家属隐瞒了,可能怕母亲过于悲伤。”然而捐献须
又谈了3小时,家属都表示同意。此时弟弟却说,“能否再等等,让母亲看一眼?”吴平有些蒙,“之前家属隐瞒了,可能怕母亲过于悲伤。”然而捐献须父母、成年子女、配偶在内的直系亲属签字同意,缺一不可。患者母亲在老家,无奈之下,吴平让家属准备她的委托书。捐献被再次搁置。
21日早晨8点多,家属通知吴平称,男子病情恶化。他赶往医院时男子心跳已经停止,委托书仍然没有着落,他知道一切都来不及了。很快,男子经抢救无效死亡。“家属也很痛苦,说只差一步就能捐。”
这场景陌生又熟悉,自成为协调员开始,希望落空反复上演,已成为工作的常态。
部分兼职协调员为医护工作者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分为两种,专职协调员和兼职协调员。据介绍,专职协调员在红十字会工作,兼职协调员则在具有人体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工作,本身为在职或退休的医护人员。
2013年,吴平与院内一名同事,在湖南长沙进行了为期3天的系统培训,经考核成为国内第二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教材是厚厚的两大本,包括捐献意义、法规等等,像又体验一次高考。”成为一名协调员后,吴平开始与各家医院建立联系,期待医生们在发现潜在捐献者时,能及时通知他。
2014年9月17日,一名半岁女孩被推入北京友谊医院手术室。这是该院首例,也是吴平接触的首例捐献手术。吴平至今记得,女孩患先天性膈肌麻痹,有严重的呼吸困难症状。据女孩家属称,女孩出生三天即进入医院。手术前大概三个月,家属有意捐献,主治医生建议继续治疗。但接下来,女孩的病情越发严重,家属经由主治医生联系到吴平,期待女孩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得到延续。吴平说,“原本想再看下,但她的病情突然恶化,从接触家属到实施捐献只用了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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