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有医生打电话称,院内一名病危患者愿意捐献。吴平说他“几乎是挂断电话一刻不停地赶过去。”到达医院却发现,患者已经过世,身子也已发凉,
一次,有医生打电话称,院内一名病危患者愿意捐献。吴平说他“几乎是挂断电话一刻不停地赶过去。”到达医院却发现,患者已经过世,身子也已发凉,“眼角膜摘取可在6小时内进行,大器官则不行。”后来吴平了解到,医生在打电话时,患者呼吸、心跳已经停止。最终,捐献手术未能成行。
另一方面,“医患关系”也成为捐献能否成功的因素之一。“有医生担心对方不理解,从而引发医院与家属之间的矛盾,没有及时通知潜在捐献者信息。”致使发现渠道不顺畅,降低了捐献概率。
家属担心尸骨不全违背传统
除去病情进展、器官功能等变量,家属态度对于捐献能否成功至关重要。
吴平借助各平台主动寻找信息,“潜在捐献者多来自ICU、脑外科、急诊,”一点可能都要尝试,却屡屡失败。“言辞激烈、挂断电话……”吴平坦言被拒绝的理由多种多样,纵使成功捐献,也有家属反复强调不要对外透露,“说怕回老家被村里人戳脊梁骨。”他们认识到捐献是在帮助人,却惧怕来自社会的压力。“有一名女孩很优秀,是中学英文教师。她过世后,父母同意捐献,怕老人受不了,因而选择隐瞒。”
随着协调捐献的案例接触增多,吴平逐渐转换方式,先由主治医生与患者家属沟通,至少对方不会反感再通知他。“受中国传统观念影响,许多人担心尸骨不全。”常见60岁以上的老人,对他们的工作很难做通。吴平说,他接触过一例患者,父母早已过世,爱人、子女同意捐献,原以为再无变动。三个姐姐当晚来到医院,不同意捐献,“她们虽无签字权,但态度坚决,爱人、子女只好作罢。”
“也有人怕签字同意后,医院会停止治疗。”曾志贵说,唯有捐献者脑死亡、心死亡,进入一种不可逆的死亡过程时,人体器官捐献程序才会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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