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军：中国版“厕所先生”

钱军：昆山昱庭公益基金会创办人

转向公益

当死亡擦肩而过，佛教信徒钱军知道这就是命中注定。

2011年，他被诊断患上肿瘤，“我当时做企业很拼，常干活到天亮，这个肿瘤让我开始反思，天天拼这些个东西有什么意义?人活着有什么价值?”对意义的寻求唤醒了钱军早已许下的宏愿。

“我和妻子早就在佛祖跟前许过愿，要为他者尽一份力，当时我们计划将来做公益。”总以为未来还很长，想做的事情可以迟点再做，肿瘤风波刺激钱军当即行动。虽然后来发现肿瘤是良性的，不要命，但他做公益的决心没有变。作为江苏昆山人，他和昆山民政局、慈善总会合作，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掏钱为送上门的公益项目买单。

向佛祖还了愿，圆了发心，但钱军过得并没有想象中的舒心。在商界摸爬滚打十几年，他天然对任何没有创新、缺乏成长的事情心怀警惕。“我掏钱买单的多是扶贫济困类项目，这种传统的公益让我感觉不到成长，我想要独立出来。”创业起家的他打算自己去创造一个基金会。

拿什么来创?经验告诉钱军，创造的灵感不会凭空迸现，它总是在厚积之后悄然薄发。2013年9月，应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的邀请，钱军北上研习国际慈善管理。研习期间，他活脱脱是一个求知欲爆棚的学生，“和国内外公益界前辈交流，上了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公益管理课程，这些对我冲击很大。”

灵感如钱军期待的那样不期而至。“一次课上，王振耀院长说到国人制造的航天飞机能上天、蛟龙能下海，但缺乏对细节的关注，比如说国内很多厕所都没有厕纸。”王振耀多次提过国内厕所的事情，唯有钱军听了进去。

国际上对厕所的关注起步较早，2001年，世界厕所组织(World Toilet Organization)成立，致力于全球性的厕所文化，倡导厕所清洁、舒适、健康。据测算，世界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没有厕所，每年有200万条生命因为无法享用合理的公共卫生设施而逝去。“我一听，国内还没有专门组织研究厕所问题和厕所文化，这关乎社会文明程度。”钱军决定围绕厕所开创一个基金会。

厕所革命

2014年4月，昆山昱庭基金会成立。作为全国首家致力于厕所公益的非公募基金会，钱军目标明确，“专注公共卫生，聚焦如厕文化”。

“厕所革命”是钱军为昱庭基金会设立的远大目标。在世界公共卫生领域，德国的公厕系统可谓标杆，不仅完全免费提供，公厕环境也甚是优良，更有“茅厕大王”汉斯·瓦尔改造公厕年赚3000万欧元的传奇故事。对比国内公厕屡被吐槽的糟糕处境，钱军打算先从公厕大改造着手。

据统计，2015年全国共建有公厕12.6万所，每年公厕的管理和维护费用数目惊人。2016年更有超过2.5万座厕所亟待改造，预计将在公厕建设上花费125亿元。即便如此，全国平均每万人只分得两个公厕，而卫生条件更是让人望而却步，甚至被老外戏谑地称作“中国式厕所”。

发展空间巨大，尚无前人涉足—钱军看到了前景。最熟悉如何用商业的手段实现多赢的他想要掀起一场厕所革命—承包公共厕所并提供良好配套设施，关键是使用者不多花一分钱却能享受更优质的公共服务。

钱军开始跟昆山市政府谈，“设想引入一些商业因素，但盈利全部反哺厕所改造。”他被一口回绝掉。遭拒，对钱军来说早已司空见惯，所以他总能熟练切换到另一套思维模式上来，“人家拒绝我，肯定是我做得还不够好，那先修炼内功做出东西来再去说。”浩大的公厕革命碰壁，钱军尝试把口子收得再小、再细一点。

一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钱军的注意：昆山的小学生放学时总是会倒掉保温瓶里的热水。为什么孩子们都不愿意喝水?昱庭基金会作了调研，“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喝水后要上厕所，厕所蹲位少，需要长时间排队，关键还没有厕纸，孩子们不好意思向别人借。”调研还发现，很多孩子长期便秘。

钱军笃信冥冥之中似有安排，基金会成立的灵感正来自厕纸问题。“那既然现在做不了浩大的工程，就先从小处做起，将来再推公厕革命。”他决定先从“公益厕纸”这个小切口开始。“厕所革命”革的不只是脏乱差硬件的命，更关涉文明如厕习惯的倡导和养成。“小学生最容易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基金会决定为小学免费提供环保厕纸。

2014年10月，昱庭基金会拿出20万，为昆山五所小学共162间厕所、736个蹲位安装了厕纸盒，定期免费配发厕纸，共计一万多名师生受益。但是，无条件的永久免费是不可持续的，也是基金会难以承受的。为此，钱军想到一个后来被证实效果显著的方法：有条件地免费供纸。

基金会和各学校签订协议，规定第一年公益厕纸的费用由基金会全额承担，但第二年起，厕纸费用由校方自筹。 “我们更多是发挥一个倡导作用，唤起学校对厕所的重视，培养厕所有纸可用的习惯，之后学校就会筹资使这个项目永久持续下去。”事实果然如此，第二年起，几乎所有学校通过自筹经费保证了厕纸的持续免费提供。

除了昆山，作为全国首个校园免费厕纸公益项目，基金会在8个省近70所学校作了推广。其中，甘肃玉树的一偏远学校令钱军印象深刻。“有朋友让我猜那里的孩子上厕所用什么解决，我猜最多就是树叶之类，实在没想到居然是用最原始的石头。”他不敢想象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将来如何融入社会，“有笑话讲有人见到马桶不知道是干嘛的，伸头进去，还以为是洗头的。”钱军表情严肃，他担心这个笑话成真。

不做点什么，钱军自觉对不起这些孩子，也对不起自己。经过调研，昱庭承诺为玉树小学、湖南一所聋哑学校提供永久免费厕纸。在钱军看来，小小厕纸不仅是卫生习惯的启蒙，更意味着多搬开一块通往现代社会的挡路石。

绝地冲锋

为确保全身心做好昱庭，钱军给自己断了后路。“我把自己企业60%的股份捐给了基金会，也撤掉了之前做的风投项目。”即便这样，他还是觉得很难。

“创业是九死一生，做公益比创业还难。”公益厕纸每进驻一所学校，其背后都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因为学校是个很敏感的地方，校长们都还是抱着很怀疑的态度。”钱军不得不花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反复表明意图，保证不出问题。

“这是个事么?根本就不是个事啊!”这是钱军谈项目时听得最多的一句话，第二句则是“吃饭时候不要谈这些”。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如厕之事难登大雅之堂。尽管每人一年需要如厕2500次，每个人的一生约有3年时间花费在厕所里。

在人人避而不谈的情况下，钱军的“厕所革命”似乎毫无意义。“偶尔也遇到理解和认可的，但仅仅是表态支持，真正花心思配合你去做的不到10%。”钱军曾提供开放名额以供全国各地学校申请免费厕纸，然而申请者寥寥。

没有渠道，项目落地难，最让钱军感到头痛。“包头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很有意愿跟我们一起做，但是和教育局沟通来沟通去最后也没有给落实，对方认为这根本不是个事儿。”但越是不被理解、不被看好，钱军反而更坚定，“这恰恰说明如厕文化的缺失，所以更需要我把这个点给激发起来。”

换个群体试试，钱军想到了大学，“也许精英群体更容易理解厕所文明。”但是，项目谈了一场又一场，报告打了一个又一个，最终因为“厕纸盒可能不环保”而被迫作罢。“还没说厕纸的问题，怎么就跑题到盒子上来了?根本上还是不认同吧。”钱军很无奈。

除了教育系统，钱军在政府部门也屡屡碰壁。至于遇挫原因，他看得很透彻，“没有政绩应该是这个项目最大的缺陷。很多官员认为，不做这个项目一点事情也没有，做了反而可能要承担不可知的风险。”

失之庙堂，求诸于野，钱军着手和各种公益组织合作，但是，“沟通成本太大，花费精力太大，效率太低下，找不到高效的推广对接渠道。”抱着蚂蚁啃骨头的精神，钱军发起公益联盟，积极争取潜在的公益伙伴，“好在经过一番努力，很多公益伙伴也开始支持我们了，”钱军舒展眉头笑了笑。

现在，“公益厕纸”项目步入正常轨道，但钱军看得更长更远。2014年12月，昱庭基金会发起成立全国首家厕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厕所的人性化设计，例如厕所门怎么开最舒服。除了技术研发之外，更融入人文的、人性的东西。”

将厕所看作社会文明的尺度，钱军除了研究厕所文化，亦努力打通中外厕所交流与合作。作为世界厕所组织的战略合作伙伴，昱庭协助其在国内举办世界厕所峰会，今年的峰会将于11月在昆明举办。

灵感总是在思想碰撞中爆发，国际交流帮助钱军更深入思考昱庭的下一步，“我想做生态厕所，就拿出240万投给国内高校的厕所专家团队。这个钱对我们这个小机构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我们希望能研发出最新的技术，推出最新的设计理念。”

改变自己

这三年来，钱军在艰难地转型。

也许和信仰佛教有关，也许和苏商风格有关，钱军寡言少语，喜欢埋头做事。这种性格帮助他开疆立业，为他打上“企业家”的标签，同时亦成为他做公益的牵绊。

“我干公益两年多没做过一次宣传。佛家讲默默行善，但有时候做项目需要合作方资助，我又实在是说不出口。”钱军绞着双手，脸涨得发红。

在三年多的自我抗争里，钱军觉得自己改变了很多。“以前上台发言是我最大的障碍，这两年进步很大，会抓住更多机会发声。”他亦不再排斥宣传报道，“因为不做影响力，靠我一个人来做，做死也影响不到很多人。”

现在，钱军一个月里有大半时间都在北京谈项目、做圈子和搭平台。回到老家昆山，他反而自觉格格不入，“他们觉得我太超前了，彼此观念差别太大。”

2014年4月，钱军出资为昆山公益群体安排了为期一年的公益慈善管理课程，“我个人有幸在北京接受了国际公益专业培训，就想把它也搬到昆山，希望可以提升整个昆山的公益氛围。”

创办一家社会企业是钱军对昱庭的定位和期待。他明白，只有将商业和公益完美地融合起来，基金会才可能持续。

“我推广项目进校园，下功夫打通渠道，我们就有更大的筹码跟企业谈，然后在里面融入一些简单的商业，这个渠道就很容易做成一个社会企业，真正确保基金会有持续的资金。比如说从学生身上赚一元钱，我们免费提供厕所里的基本供应，最后钱还是回到学生身上，并不为个人利益。”

很多人好奇基金会的名字，“昱庭”二字其实取自钱军子女之名。“我跟他们说，把你们的名字放在里面，哪怕以后你们不想做厕所也行，希望你们把公益代代传承下去，这是留给你们的最大一笔财富。”

也因为如此，钱军知道自己没有退路。“既然都以孩子的名字命名了，我不管怎样都要做好，这是一个榜样。去年过年老大申请去印尼做国际义工，老二假期说自己出去打工，我特别满足。”他轻松地笑了。

不管多痛苦，多拧巴，钱军说自己只能向前冲锋奔袭，不能回头。他知道，背后有着下一代人的注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