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船长郭川的20天：一群拓荒者的残酷与浪漫

2013年4月5日，经过137天的航行，郭川回到母港青岛，创造了40英尺级帆船单人不间断环球航海世界纪录。

2016年10月28日晚6时30分许，青岛奥帆中心灯塔处，近百位北航校友以及市民自发为郭川祈福。

2013年4月5日，青岛，环球航海归来的郭川与亲友拥抱。

“中国·青岛号”已经在北太平洋上漂浮了20天。

11月11日，四名法国专业远洋帆船水手组成的救援队，追上了它。在郭川失联20天后，最新消息显示，在“青岛号”右侧浮筒后方，发现了断裂的安全绳搭扣。这证明郭川在落水时，不仅穿着救生衣，也系着安全绳。

从美国旧金山，到上海金山区，两个“金山”之间，是相距7000海里的茫茫大洋。这是“青岛号”船长郭川发起的又一项挑战——单人不间断跨越太平洋，预计用时18天左右。

出发6天后，郭川于10月25日下午，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随后被确认落水。

“你一定会成为航海英雄。”最近，青岛市旅游局副局长朱悦涛，总是想起12年前与郭川首次合作时说的话。12年后，他说，郭川达到的境界，“比我期望的英雄要高得多。”

51岁的郭川是两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他创造了40英尺级帆船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和北冰洋（东北航线）不间断航行的世界纪录。

郭川在中国现代帆船运动初起时走向海洋，他开创的航海事业几乎是中国现代帆船航海的缩影。在他背后，大众的目光被实现自我的决心和改写航海史的荣誉激荡着，一批民间航海人持续拥抱海洋，也被海洋改变。

孤独、纯粹的家伙

安立奎·伊格莱希亚斯演唱的《Hero》躺在朱悦涛的电脑里。郭川失联后，他听了一遍又一遍。

那是航行第二天时，郭川发回的视频日志中的音乐。

10月19日，从旧金山出发，横穿整个太平洋，原计划11月5日或6日抵达上海——郭川希望以20天或更短的时间，打破意大利“玛莎拉蒂号”船队创下的世界纪录。“玛莎拉蒂号”上曾有11人，“青岛号”上，只有郭川一人。

朱悦涛对此次航行并不是很担心。他曾任第29届奥运会（北京奥运会）组委会帆船委员会综合部部长，在他的策划和参与下，2004年-2006年，郭川作为青岛城市形象代表，义务驾驶“青岛号”大帆船远航，沿途宣传奥运，先后完成了远赴日本下关、中国东南沿海行、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等一系列远航。

他看着郭川从“小学生”，一路精进，成为举世瞩目的极限职业帆船手。

郭川出发前，他到北京为郭川饯行。“大江大海都过来了，别成了老水鬼，淹死是不行的。”

“好，好。”郭川答应。

10月26日中午，朋友的电话打过来，“郭川那小子，20个小时没动静了。”朱悦涛下意识反应，“会不会是GPS故障？”

船还在跑，显然不是GPS故障。

从二十节左右的速度，突然降到几节。不正常减速让一向乐观的朋友异常严肃：“联系不上人，不知道人在不在船上。”

在航海界，人员落水被视为致命危机。

12年前的恐惧，潮水一样涌过来。

2004年，为了宣传奥运，朱悦涛策划了中国到日本下关的航行。那是国内绝无仅有的帆船跨国航行。郭川是青岛人中为数不多摸过大帆船的。他被选作船长，远航日本。起航第二天遭遇台风，狂风暴雨中，朱悦涛将近12个小时联系不到郭川。

“躺在床上，一夜没睡。”第二天早上7点突然接通电话时，朱悦涛眼泪哗地流出来。

他希望能像上次一样，过不多久，又能联系上。但很快，美方的搜救消息传来，帆船大三角帆落水，甲板上没有人。10月27日，救援人员登上了“青岛号”，但船上没有找到郭川。

在青岛，失联和搜救的消息像突袭的冷空气，让这座海滨城市里每一个听过郭川故事的人打个冷颤。

出租司机们翻腾着记忆里的细节讲给乘客：2013年138天环球，吃的是压缩食品，雨水洗澡。回来的那天，晨曦里人头攒动，他在船头点燃烟火，一个猛子扎进冰冷的海水，和妻儿跪地相拥……

“这是一个坚韧、孤独，又非常纯粹的家伙。”朱悦涛告诉新京报记者。

拓荒者的喜忧

10月28日晚，郭川近百位北航校友和部分青岛市民，在青岛奥帆中心的灯塔下，用跳跃的红烛摆出“郭川平安”的字样。

同一天，1900公里外的深圳，正在参加第十届中国杯帆船赛的宋坤和船队的12位水手，在海上一起听葡萄牙诗人安德拉德的《海，海和海》，并为郭川祈祷一分钟。

宋坤是中国女子环球航海第一人，中国帆船的另一位标志性人物。2013年，单人环球航海后，郭川被称为“现实版的少年派”。他在一个诗歌类的微信公众号里，朗诵了那首诗。“我同样不知道什么是海。”在朗诵的开头他解释说，“海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于海洋，朱悦涛曾有过一个雄心勃勃的奥运“三步走”计划——“先跨国航行，然后中国沿海航行，最后环球航行。”

2004年，作为北京奥运会的伙伴城市，青岛希望通过帆船打造城市品牌。时任2008年奥帆委综合部部长的朱悦涛希望用3年时间，“干三件轰轰烈烈的大事。”

但因为缺乏了解，对航海的安全性、科学性完全没有了解，“是闭门造车，干想出来的。”朱悦涛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用青岛话说就是‘彪’（傻）。”

国内几乎没有停靠帆船的码头。尽管这里有国家体育总局青岛航海运动学校，但青岛的海面上也很难看到帆船。

朱悦涛从上海一个帆船销售代理手里，谈下了一条亨特40帆船。这艘船成为国内第一艘注册的远洋帆船，代码“001”。

他没有找帆船运动员。奥运会比赛都是小船，像是汽车的场地赛。远洋航海则都是大帆船，类似越野赛和拉力赛，“不是一个等级的。”兜兜转转，他找到了郭川。

那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控制器专业毕业的郭川，辞去了副局级的职位，沉迷于滑雪、航海等极限运动。

“我断定那时的他还不具备远航能力。”但俩人一拍即合，希望干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

在朱悦涛的策划下，郭川分别于2004年和2006年，完成了中日下关友好航行和“中国沿海行”。

朱悦涛印象最深的是郭川在到达下关的欢迎仪式上的发言。他担心不善言谈的郭川“政治水平不够”，提前拟好了发言稿。郭川没有朗诵那些“意义深远”的官方语句。

他说，“我6年前来过日本，坐飞机两个小时的事儿；6年后，我以一种最原始的方式，冒着最大的风险，在海上走了6天，又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我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一个青岛市民对下关人民的情谊。”

朴素又浪漫的言行，以拓荒者的姿态，推开了一扇面向海洋的门。“日本人的赞赏，让你真切地看到文明和文明的交流。”朱悦涛对新京报记者说。

但两趟远航结束，朱悦涛打了退堂鼓，“环球航海需要的技术和资金都太难。”

除了海上不可预测的危机，职业帆船在陆上也阻力重重。市里领导疑虑，一叶扁舟，船毁人亡谁负责？企业不屑一顾，船翻了，企业形象往哪搁？保险公司也不敢接单，“没有这个险种，因为风险太大。”

最惨痛的例子是当初与他合作的帆船代理商——“帆船已经让他赔得倾家荡产”。

但郭川希望走下去。2006年，41岁的郭川，决定去欧洲学习。理由简单：他不想只做形象代言，“希望把爱好变成一个真正让别人信服的东西。”

先把自己活出来

10月27日，美国海岸警卫队暂停搜救郭川后，郭川亲友、校友和团队成立了救援指挥部。通过民间力量，先后协调了厦门远洋“瑞安城”号和一艘日本轮船进行搜救。

“目前夏威夷附近的海水温度在25摄氏度以上，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决不放弃!”10月28日下午，郭川的妻子肖莉声明称，郭川团队和亲友正在联络美国当地专业的民间救援组织，准备在海面以船载直升机方式进行地毯式搜救。

作为郭川的粉丝，曲志国一直关注着搜救信息。

2009年，曲志国在青岛一家都市报做校对。35岁的他从没有离开过山东省，每晚扎在报纸堆里圈圈画画，生活平淡而稍显沉闷。直到他从报上看到了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船员招募广告。

那是一项打有郭川印记的赛事。克利伯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业余环球航海赛事。2005年，正在筹办2008年奥运会帆船赛的青岛成为国内首个与克利伯结缘的城市。郭川成为第一位参加这项赛事的中国人。

曲志国报了名。他想要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干一件伟大的事”。没想到参赛的最后关头，签证被拒签。直到2011年，他才和宋坤等共6位中国籍船员，开始一段历时2个月的克利伯远洋航行。

曲志国与郭川仅有过两次会面。

2012年，郭川开始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曲志国带着女儿登上朋友的船，送郭川出海。临行时，郭川说，“没有远方，只有故乡。我一定回来，明年春天见!”人群激昂中，几十艘船在海面划出波澜，把他送出很远。

2013年，曲志国再见郭川时，40英尺级帆船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的世界纪录已经诞生。郭川在奥帆中心，向来访者示范升降帆。曲志国怀着崇拜的心情，走过去问候他。

曲志国开始接触克利伯的2009年，郭川正在完成从业余到职业航海的跨越。

2009年，他与抑郁症同行，完成了2008-2009年赛季的沃尔沃环球帆船赛。此后，为了摆脱中国元素带来的名利，他决定开始环球挑战。“我要做到名副其实。”郭川曾对媒体表示。

陈小曾见过郭川为之付出的代价。2011年，她协助旅游卫视，跟拍在法国拉罗谢尔港训练的郭川。彼时，他备战的是一个跨大洋航海的经典赛事——横跨大西洋迷你帆船赛。

“每天两点一线，吃的东西非常单调。” 在陈小的印象中，郭川过的是一种苦行僧式的留学生活——早上8点到港口修船、训练，晚上7点多回去查邮件、给怀孕的妻子打电话。

因为当时没有团队，孤身一人备战的郭川，为了最大限度减少精力消耗，早中晚三餐吃的都是淋了西红柿酱的法国肉丸。

作为赛事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中国人，郭川曾一度领先，成为最大的“黑马”。同时，他也遭遇险情，与死神擦肩而过。

陈小觉得，郭川很像《月亮与六便士》里的画家，“放弃了从前优越的生活，走向了一条充满挑战的路。”她起初不太理解，为了比赛，郭川曾错失了照顾父亲的机会。

“通过他的行为，我的生命观有改观。”陈小告诉新京报记者，郭川会让你意识到自己首先是一个人，“你要为自己负责，要先把自己活出来。”

2013年初，欧洲发行量最大的权威帆船杂志《风帆与帆船》写道：现代远洋航海这门技术正在变得全球化，48岁的郭川从一位工程师变身为中国最顶尖的水手之一，他用行动证明中国的航海运动正在兴起。

谁能阻挡川流入海

美国夏威夷时间11月6日晚，由当地商人谢航组织的为期两天的民间飞行搜索行动结束后，郭川家属从飞行搜索队员传回的照片中发现，在一处名叫加德纳礁的上部有一个类似人形的物体，在阳光下还拖着阴影。

美方再次出动飞机进行搜救。一天后，那个类似人形的物体被证实为岛礁上的一处人工建筑物。依然没有郭川的行迹。

“我从来没有把他当英雄看，从来没对他说‘加油’，也没有鼓励他去创造新的世界纪录。”11月1日，为救援郭川紧急支付救援费用的同学接受新华社采访时称，“我感觉他有压力，内心有种东西在搅扰他。”

宋坤知道那种被搅扰的感觉。

11月2日，她正在准备接受一档访谈节目的采访。化妆师问：为什么要一个人去做这样的挑战？我还是理解不了。

这是过去十年中，她遇到的再平常不过的一个问题，此时却最难回答。

如果在以前，她会盯着提问者，语速轻快地反问：就像跑马拉松，为什么在交通如此发达的时候，有人还去跑42公里？你为什么不坐车、不骑自行车呢？

但最后，她只默念了一句话：“谁能阻止，一条河流奔腾入海。”

宋坤和曲志国都是克利伯帆船赛2011-2012赛季的船员。此前，她的工作是在帆船俱乐部做翻译，同时，做青少年帆船的推广。2012年，她第一次远航，一下就爱上了这项运动。

远洋航海与近岸玩帆船是完全不同的体验。风帆几百斤重，船上任何一项工作都要几个人配合。导航、气象、天文、水流、水上交通……可以学的东西太多，她觉得自己“就像一只狐狸掉进鸡窝里”，开心得不得了。

2012年，主打业余航海的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已经在中国打开市场。与宋坤一起报名参赛的女性逐渐增多--空姐、教师、会计师，还有自己开店创业的人。

宋坤决定环球航行。2013年，船队从英国出发时，郭川去为她送行，还把自己的睡袋送给她。11个月后，她成为第一位全程参与克利伯赛的中国船员，也是第一位完成环球航海的中国女性。

危险与美景是航海的两张面孔。风浪曾把她摔得撞伤了尾骨，“吃光了船上所有的止疼药”，但上岸看医生时，她却不敢说疼，“怕失去继续航行的机会。”

这种残酷的浪漫几乎根植于所有有过航海经历的人心中。曲志国穿越赤道的时候，在甲板上干活，海水打在身上，暖暖的。没有风的夜晚，天上是闪闪的银河，帆底是发光的单细胞生物，人和船躺在其间，非常虚幻，又无比享受那一刻的宁静、自由。

暴风雨的夜晚，一出船舱，风迎面堵得人窒息，四周黑漆漆一片，最害怕船长喊话作业，但越是恶劣的时候，越忙活。在黑暗和恐惧中，完成一段工作，就是对心理的突破和锻造。

宋坤喜欢清风扑面的夜晚。月光照在海上，一条船在波浪中起伏，“就像骑着骏马在银色的草原上驰骋，像御风前行的侠客。”

但绝非没有恐惧。郭川曾多次讲到航海圈里的一个故事——曾经有一对航海的夫妇，男的爬上去修桅杆，突然被卡住，完全没有救生的办法，女人眼看着男人挂在桅杆上，直到腐烂。

就在郭川横跨大西洋的赛事开始前，一位选手在训练中坠海。“海洋最可怕的是，很多东西是未知的。”郭川对陈小说。

他也曾袒露自己的恐惧：我好像随时都处于一种“提心吊胆”的状态。比如仅剩的那个电子风向标，我总是担心它又被风吹走了。有一次，恍惚间，我好像发现它也不见了。常常这样，自己吓自己一跳。

“但是不管有多少痛苦、恐惧，你总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做到，看看自己有多坚强。”宋坤告诉新京报记者，那种挑战和冒险，让微小如尘埃的人，找到自己的意义。

终有一天，再去航海

朱悦涛无法想象郭川落水时的情景。

他听着那首被郭川编进儿子笑声的《Hero》，那一天，郭川刚刚结束频繁的收帆和缩帆，夕阳打在舵盘上，惬意中，朱悦涛体会出自由、纯粹和孤独。

按照他最初的想象，2004年时，他与郭川将去干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要对社会有价值、有影响，郭川要成为行业的标杆。”

12年后，他说，郭川达到的境界，“比我期望的英雄要高得多。”

克利伯之后，宋坤去参加了英国皇家游艇协会的培训。帆船从最初的工作，成为一项事业。

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帆船赛事越来越多，“不少内陆城市也在打造自己的帆船赛。”宋坤成了中国第一批职业帆船水手。夏季，她在密集的帆船赛里扬帆，同时，也从事着赛事解说等工作。

去年，宋坤担任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的解说主持。拥有4名中国船员的“东风队”在与诸多世界帆船强队的竞逐中，拿到第三名。当船队在“阿布扎比-三亚”赛段获得赛段冠军时，宋坤在兴奋地叫喊中流泪了。这是沃尔沃环球帆船赛41年历史上，中国船队的最佳成绩。

曲志国依然上着夜班。妻子开了托管所，白天，他帮忙照看着二十几个孩子。

2012年在海上的两个月成为曲志国唯一的一段航海经历。回来那天，市民挤满了木栈道，几十米的路，锣鼓队激鸣中，走了一个小时。因为严重晕船，他瘦了30斤。

女儿读二年级的时候，老师得知了他的航海事迹，请他到学校开讲座。那是他最大规模的一次分享。更多时候，那段经历就像被他珍藏起来的航海服，成了专属自己的一个秘密。

“不管你吃过多少苦，想过多少次再也不去了，最后还是会忍不住再去。”每当有大帆船在码头停靠，曲志国就带着妻子和女儿去参观，他有时会想，“也许有一天，会再去一趟。”

报道显示，在郭川之后，有近50名中国人通过克利伯远航；在青岛，每年有5万余人参与帆船运动。

救援还在继续。郭川的妻子肖莉把救援的过程都记进日记。

“这次如果他回来，你最想跟他说什么话？”有记者问。

“看日记，看我这九天的日记都写了什么，让他天天看一看，看看大家都怎么睡觉的，看一看，我都记了哪间屋睡了哪些人，哪个人睡在地上，哪个人睡在沙发上，我全给他写下来了。”

（感谢马贤贤女士为本文采访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