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主题为“跨文化对话研究——理解我们的时代:行动与思想”的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组织者这样阐述会议主题—— “我们的世界正在面对一个限度,这对我们来说是新的经
4月,主题为“跨文化对话研究——理解我们的时代:行动与思想”的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组织者这样阐述会议主题——
“我们的世界正在面对一个限度,这对我们来说是新的经验。但是我们尚未看到另一个世界的诞生。我们好像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时代,进步和倒退同时发生。这是现代性确立以来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人类到了创建新的轴心时代的历史时期?应该如何理解我们的时代?”
“面对当今世界的复杂性,我们应当相信改变世界是可能的?还是悲观地准备应对世界规模的重大危机?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行动、思想和生活?”
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样一个主题呢?为什么需要“理解我们的时代”呢?或者说,存在着一个代表整体一致和趋势的所谓“时代的主题”吗?它和个人的行动与思想又是什么关系呢?这是我的第一问题。
把一定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的总和称之为“时代”;把人类社会某个发展阶段中带有全球性、战略性、有关全局的核心问题称之为“时代主题”,这在“宏大叙事”(guand narratives)的语境中,在德国观念论哲学体系中,尤其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学说中,人们是耳熟能详的。
从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上世纪四十年代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到后现代话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79年出版《后现代状况》,提出了“宏大叙事的崩溃”,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中“宏大叙事”将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细小叙事”(petty narratives)。此后,美国历史学家罗斯(Dorthy Ross)进一步把宏大叙事的特点归纳为“神性”、“权威性”和“合法性”,往往是和政治意识形态相结合的。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主流的哲学界、史学界,包括文学界都开始抛弃宏大叙事。所以,“理解我们的时代”,这样的话语,在当下的语境中也许已经不是通用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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