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环境法医”让环境诉讼更加专业化(2)

　　后来，高振会及同行做了不少基础性工作，发布了一些技术标准。等到2011年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发生时，赔偿金额已经上升到16.83亿元人民币。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判决的获赔最高的类似案件。

　　一场环境诉讼当中，专业、技术、人才“一样都不可或缺”。在向论坛提交的发言摘要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也认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面临“难度大而能力不足”的问题。

　　常纪文认为，无论是环境污染还是生态破坏，相关公益诉讼均存在专业化程度高、调查取证困难、诉讼参与度高等难题，而损害赔偿的确定更需要专业、可信而有说服力的数据支持，这些都需要人才和技术作为基础。

　　但现实不容乐观。常纪文发现，目前，许多环保社会组织规模较小，缺乏人才，尤其是缺少精通环境与法律的复合型人才。环保社会组织自身能力方面的欠缺，削减了其参与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自信心，“在100家有意愿参与或支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中，能够有专业能力分析环境损害事件并采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行动的，少之又少”。

　　700多家环保组织仅提起7起环境公益诉讼

　　就在论坛举办前两天，荷兰一家法院作出一项判决，要求荷兰政府截至2020年至少削减25%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而原有14%~17%的削减计划，被认定为不合法。这个判决被英国《卫报》评价为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诉讼原告是由荷兰乌尔根达社会团体组织的886名公民，两年半以前，他们指责荷兰政府在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的目标方面“存在疏忽”。

　　在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王曦的理论模型中，这是社会组织监督政府履行环保职能的典型案例。王曦告诉现场听众，环保事业存在政府、企业及第三方等主体，其中，第三方主体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公民、法人、社会组织、新闻媒体和法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