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检察机关当原告是公益诉讼的进步(2)

　　应该对社会组织在公益诉讼中的地位给予充分认识，但即使解决了困扰已久的原告资格问题，由于中国的社会组织大多实力薄弱，在取证等方面存在不少瓶颈，而且还可能面临起诉不被法院受理的尴尬，其实际发挥的效能还远不能说契合公众期待。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作用于是日益凸显。在这一背景下，201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开展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最高检随后发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

　　与社会组织相比，检察机关无需为提起公益诉讼的取证成本而困惑，也容易获得相关部门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相当于刑事公诉，法院必须受理。这些便利条件决定了伴随公益诉讼制度的成熟，检察机关将在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两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2014年10月，贵州金沙县环保局因“怠于处罚逾期不缴纳排污费的企业”被金沙县检察院告上了法庭，这起全国首例由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案具有标本价值，因为在以往的司法环境中，类似案例几乎不可思议。

　　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利好颇多，但也存在一些障碍。民事诉讼法中公益诉讼主体明确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检察机关”是否适格，学界中还有一些争议，需要在立法上予以确认。检察机关的诉权也不同于公民、法人的诉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否应界定在一个明晰的范围之内，都需要不断地探索。

　　毫无疑问，不论广东的试点，还是全国的试点，都是这种探索的一部分，都是在为完善中国公益诉讼制度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