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不能缺席见义勇为的生态建设

　　1月11日上午，保安吴福佳在上海火车站南广场遏止扒手行窃别人手机，搏斗中腿部、胸口等多处受伤。13日，吴福佳托人向工作单位巴士五汽冠忠公司递交病假条并讲明请假缘由，想不到随后接到辞退告诉，理由是旷工、假条交晚了。(《东方早报》1月15日) 

   一提见义勇为豪杰“流血又流泪”的悲切遭遇，举动批评的板子会不假考虑地打在制度身上：是什么形成了难以理喻的“再伤害”？是制度，是国家对见义勇为行为长期缺乏立法界定、长期保障、永世抚恤、终身褒奖的法制安排。这些年各地也确真实这方面的制度建设上做了一些工作，但仿佛还缺点什么？这在吴福佳的遭遇上暴露无遗——建筑优秀的见义勇为的社会氛围还需企业跟进，否则，就无法建立优秀的见义勇为的生态环境。

　　国家弥补、奖励、抚恤见义勇为者，表现了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相关举措的出台有助于消弭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弘扬社会邪气。上海早在2002年就颁布了《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办法》，经过市、区财政拨款、社会捐赠等筹集专项经费，购买见义勇为人员“无记名人身不测险”和奖励见义勇为保守分子。    

　　毫无疑问，不管发生任何事情，国家应作为兜底的当事人出现，即在当事公民没有取得应有的社会评价和道德待遇的情况下，以一个大家庭家长的身份出面，为当事公民正名，用绵密的制度安排暖和当事公民冰冷疲倦的心灵，给当事公民以道义的力量，同时，向全社会发出清晰的道德指向信号，以肯定和激赏向全体公民发出道德动员令。

　　但仅仅启动社会兜底机制明显不够，社会生活远比设想的丰富和复杂，“公民”并是不一个人全部的社会身份。比如，吴福佳即便最后在举动关心下得到国家温情脉脉的眷顾，但明显不能因此而自动处理“因负伤需求休憩而被请辞”的理想困境。横亘在公民吴福佳与国家之间的，是冷冰冰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