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环境法医”让环境诉讼更加专业化(3)

　　王曦认为，社会组织在环境保护中充当“监督者”的角色，对政府和企业的有关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或制衡。正是在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第三方主体有力的监督下，“政府才会勤勉地履行环保职能”，“如果政府不受监督，它不会好好去管理好环境”。

　　在新环保法实施之初，法学界曾期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出现“井喷”，但该法实施至今，符合诉讼主体要求的700多家社会组织仅提起7起环境公益诉讼。

　　在常纪文看来，环保社会组织自身存在着先天和后天的不足。一方面，社会组织难以坚持原则和真正独立。因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必然涉及多方经济利益，一些企业、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可能成为“阻力源”，而问题就在于，众多环保社会组织与这些“阻力源”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或依附，或合作。常纪文发现，“如果一些社会组织热衷于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其挂靠单位往往会感觉压力巨大”。

　　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会受到经费不足的制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每一步，都花费甚多，鉴定费少则3万~5万元，多则100多万元。”常纪文认为，以河北省为例，3家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公益组织的经费，前几年最多也就一年几万元，“这些环保社会组织的自身生存已难以为继，其提起公益诉讼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

　　2011年，自然之友、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曾起诉某科技有限公司，经过近两年的取证调查、证据交换、调解协议，企业却单方违约，拒绝签署调解协议，使两家社会组织之前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2013年，中华环保联合会共提起7起诉讼，但没有一起案件被法院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