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环境法医”让环境诉讼更加专业化(4)

　　在分论坛上，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孙潮表示，原告不积极、诉讼成本过高、执行困难等因素，制约了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此外，诉讼缺乏应有的诉讼物质和精神激励机制。关于诉讼物质激励机制，贵州省高院的探索是，诉讼中的评估鉴定费、律师费等费用，均由被告承担，并设立环境公益诉讼基金等支持多项机制。

　　倡导老百姓真正认同生态文明

　　在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袁仁国看来，治理环境应该加大执法司法投入，改变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司法“偏软”的现状，规范现行执法体制，通过行政直管、扩充编制、提高素质等方法，强化生态执法力量和实效。

　　这恰恰是一些地方环保部门的病灶所在。

　　由于历史原因，环保部门是否具有执法权、多大范围的执法权尚存在争议。有的地方工作流于形式、职责不清晰，工作定位也存在偏差。今年两会期间，法律界的政协委员曾再次提出设立环保警察制度，解决环保部门执法主体的问题。

　　在王曦看来，政府、企业和第三方主体之间，既相互管制又相互监督。其中政府既是监督者、管理者，同时也是被监督者。尽管过去30年内有很多规定，但仍然出现了许多环境问题，原因就在于“很多地方政府没有好好履行职能”。

　　“如果说一个人发烧了就只给他吃退烧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要看到这是一个复杂的事物，要深刻挖掘它背后的原因。”在分论坛上，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邓玲认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文化共识作为前提和灵魂。

　　邓玲把这种文化共识称为“绿色人生”。她认为，如果仍然是在一种追求物质财富最大化的框架下，思考我们怎么样把法律规定得更严格，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应该有更深层的思考，而“绿色人生”就是倡导将生态文明的理念内化成老百姓自己的价值取向，从心里真正地认同生态文明。